中国部分史籍记载,匈奴人是夏朝的遗民。《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山海经大荒北经》称∶犬戎与夏人同祖,皆出于黄帝。《史记索隐》引张晏的话说∶“淳维以殷时奔北边。”意即夏的后裔淳维,在商朝时逃到北边,子孙繁衍成了匈奴。还有一说认为,移居北地的夏之后裔,是夏桀的儿子。夏桀流放三年而死,其子獯鬻带著父亲留下的妻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即是中国所称的匈奴。部分学者根据《史记》记载的後半段文字,认为匈奴原是山戎、猃狁、荤粥。王国维在《鬼方昆夷猃狁考》中,把匈奴名称的演变作了系统的概括,认为商朝时的鬼方、混夷、獯鬻,周朝时的猃狁,春秋时的戎、狄,战国时的胡,都是後世所谓的匈奴。还有一说,把鬼戎、义渠、燕京、余无、楼烦、大荔等史籍中所见之异民族,统称为匈奴。还有人认为匈奴与先秦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不可混为一谈,匈奴应是西方草原的一个游牧民族,战国末期之前,还未游牧至中国北部。上述看法,在近现代学者中并未取得统一。由于匈奴的起源问题不能解决,匈奴的族属与匈奴的语系也都成为悬案。
周朝
自西周起,戎族开始威胁中原王朝,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后,犬戎部落攻陷镐京,迫使平王东迁。战国时林胡、楼烦多次侵扰赵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驱逐林胡、楼烦,在北边新开辟的地区设置了云中等县。林胡、楼烦北迁融入新崛起的匈奴。战国末期赵将李牧曾大败匈奴。
秦朝
前3世纪匈奴统治结构分为中央王庭、东部的左贤王、和西部的右贤王,控制着从里海到长城的广大地域,包括今蒙古国、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中亚北部、中国东北等地区。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命蒙恬北击匈奴,收河套,“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过秦论》)。
西汉
真正与匈奴进行大规模战斗是在汉朝。汉初前201年,韩王刘信投降匈奴。次年,刘邦亲率大军征讨,在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北)被匈奴冒顿单于30余万骑兵围困七昼夜。后用计逃脱,之后开始与匈奴和亲。其后的文、景诸帝也是沿用和亲政策以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汉朝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元朔二年(前127年)派卫青占领河套地区,前121年派霍去病夺取富庶的河西走廊,前119年卫、霍分东西两路进攻漠北。霍去病击匈奴至今蒙古国境内狼居胥山,卫青东路扫平匈奴王庭。右贤王率领四万余人投归汉朝,单于及左贤王逃走。汉朝在东部联合乌桓,西部以和亲(前105年,汉武帝封细君公主下嫁乌孙国王)、通商的方式联合西域诸国,压缩匈奴的空间。
前73年,汉与乌孙联兵20万进行进攻匈奴,直捣右谷蠡王庭。前57年匈奴分裂,郅支单于获胜据漠北,呼韩邪单于前51年南下投靠汉朝。后来郅支单于则率部众退至中亚康居(今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即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一带),呼韩邪单于占据漠北王庭。前36年,为了清除匈奴在西域的影响,甘延寿、陈汤远征康居的匈奴,击杀郅支单于。前33年呼韩邪单于娶王昭君与汉修好。
西汉时期的单于有:头曼单于、冒顿单于、老上单于、军臣单于、伊稚斜单于、乌维单于、儿单于、呴黎湖单于、且鞮侯单于、狐鹿姑单于、壶衍鞮单于、虚闾权渠单于、握衍眴鞮单于、呼韩邪单于、郅支单于。
东汉
48年,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两部,呼韩邪单于之孙日逐王比率4万多人南下附汉称为南匈奴,被汉朝安置在河套地区。留居漠北的称为北匈奴。89年到91年南匈奴与汉联合夹击北匈奴,先后败之于漠北和阿尔泰山,迫使其西迁,从此北匈奴就从中国古书中消失。
187年,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董卓专权之际,南匈奴发生内讧。195年,南匈奴参与了中原混战,东汉蔡邕之女蔡文姬被掳掠去匈奴。202年,南匈奴首领归附汉丞相曹操,蔡文姬归汉。曹操将南匈奴分成五部。
汉朝之后
南匈奴南下汉化,一直居住在河套一带,三国时期曹操把匈奴分成五个部。4世纪初,匈奴族的五部大都督刘渊在成都王司马颖手下为将。乘西晋八王之乱之后的混乱时期,刘渊起兵占领了北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自称汉王,311年攻占洛阳,316年攻占长安,灭西晋。史称前赵或汉赵。
匈奴的一支地位低下的族群称为羯人。汉赵的大将羯人石勒自立,建立赵国,史称石赵或后赵,351年被汉族人冉闵所灭。
融入匈奴人中的月氏人,称为匈奴别部卢水胡。其中沮渠家族推后凉汉官段业为主,在现甘肃地区建立北凉。后沮渠蒙逊杀段业,自立为北凉主。后被鲜卑人拓跋氏北魏所灭。
匈奴与鲜卑的混血后代称为铁弗人。铁弗人刘勃勃被鲜卑拓跋氏击败后投奔羌人的后秦。后自认为是末代的匈奴王,改姓赫连,在河套地区创立夏国,史称胡夏。后被北魏所灭。
匈奴融入靠近高丽的鲜卑的宇文氏部落,进入朝鲜半岛。后来宇文氏篡西魏建立的北周政权,后被汉族外戚杨坚所篡。杨坚创立隋朝,统一中原。
以上是五胡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匈奴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进行了最后一场演出。之后,亚洲部分的匈奴最后一点残余部族,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身份从中国历史中彻底宣告终结,和其他一些民族一起消融于汉族为主体的华夏族。
匈奴后裔汉化后,所改汉姓有刘、贺等等,据说有一些目前还生活在今天的陕西、山西等地,主要是归附了刘氏,胡人附刘,十胡九刘。
匈奴在东北亚之外的影响
北匈奴远走欧洲,一部分在高加索,一部分在中伏尔加河地区(今天的俄罗斯鞑靼自治共和国),一部分在下多瑙河(今天的保加利亚),一部分在中多瑙河(今天的匈牙利)。中亚匈奴,一部分与图兰低地民族融合(中亚两河地区),一部分在阿富汗山区,一部分在印度旁遮普邦。在3世纪末,这个几乎消失了的劫掠民族突然又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内,东征西讨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匈奴人于350年左右侵入了欧洲,随后在称为‘巴兰比尔王’的酋长领导下开始了他们的野蛮侵略战争,第一个目标便是当时称为阿兰的突厥人国度。
匈奴战马
阴山等地的岩画中出现的牵马图和骑马图表明在5000年左右,北方草原民族已顺利完成了对马的驯化。正是由于对马驯化的成功,带来了草原划时代的变革,使草原经济逐渐由畜牧转变为游牧,点燃了灿烂的草原游牧文化的火炬。由于马的乘骑,彻底改变了草原先民的生产、生活,以及思维方式。尤其是马的迅捷和灵活,给草原民族的军事带来了空前的活力和优势,也赋予了骑马民族战斗的人生,马成为草原民族生死与共的朋友。
外贝加尔、蒙古和内蒙古地区发掘的上千座匈奴墓葬显示,用马头陪葬是匈奴民族的重要习俗,马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匈奴民族竞争力的源泉。马匹在匈奴人的生活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和平时期它更多是作为交通工具,战争时期,它就成为战马。从出土实物看,匈奴马匹身体略矮,头部偏大,应属于蒙古马。蒙古马虽不十分高大,但体能充沛,耐力持久,行动迅速,非常适应高原环境,因此,蒙古马作为草原战马更较其他马种占有优势。这些优良的战马再配上先进的御马工具——马笼头和便于乘骑的马鞍,大大增强了匈奴军队的战斗能力。《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兵种“尽为甲骑”,表明战马是匈奴军事的重要组成元素。“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充分显示了匈奴帝国强大的军事实力。
匈奴兵器、头饰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兵器“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考古发掘资料与此正相吻合。匈奴墓地发掘情况显示,兵器一般出土于男性墓葬中,以铜、铁、骨、木质地为主,主要有弓、箭镞、刀、剑、矛、斧、等。
匈奴的弓多木质,上有华丽的装饰构件。由于木头容易腐朽,目前还没有发现完整的匈奴弓,大多是一些残留的弓饰件,具体形制无法得知。但根据弓腐朽后残留的痕迹看,其长可达1.3米。
匈奴箭镞形制多样,有铜、铁和骨三种质地,其中包括著名的发信号用的匈奴鸣镝。目前虽然还没有发现可确认的匈奴鸣镝,但我们可从稍晚的契丹族鸣镝得到启发。其他的作为兵器的匈奴箭镞出土数量众多,尤其是在外贝加尔南部、蒙古北部和中部地区出土的箭镞特征鲜明,散发着慑人的力量。看着它们至今依然锐利的前锋,再假以弩机或剽悍的神射手弯弓发射时的威力,人们仍能真切地感受到它们巨大的杀伤力和穿梭于刀光剑影中生命的脆弱。
匈奴刀剑多以铁制成,还有少量的铜刀。刀大多安装有木柄,分直背弧刃、弧背直刃、直背直刃等几种形制,刀鞘带有装饰物。匈奴短剑多发现于鄂尔多斯地区,具有较明显的鄂尔多斯式短剑的风格,双刃,柄末端常装饰有动物纹饰,有的为铃首或环首。长剑一般长1米左右,双刃,有的有柄,有的无柄,多锈蚀严重,难见其原来面目。匈奴墓葬中出土的斧、矛和戈应是对中原兵器的引进和借鉴。这些匈奴短兵器在辽阔的帝国疆域内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具有鲜明的匈奴族特点,与其他民族的兵器有较明显的区别。
综观匈奴的兵器,可以看出具有鲜明匈奴特色的为弓矢和长剑,刀子和短剑多是在继承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遗风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另外,对中原优良兵器的吸收和引进无疑大大提高了匈奴兵器的杀伤能力。
内蒙古出土的匈奴妇女头饰,非常华丽。头上饰有云形金片、包金贝壳和水晶珠等。每一件饰物上都有小孔,以便缝或系在头巾上。耳坠很大,分上下两部分:上部是长方形金牌,下部是包金玉坠和金串珠。颈部还有用水晶珠和玛瑙珠制成的大项链。从这些头饰可以看出,匈奴族的手工艺水平较高。
匈奴盔甲
在需要近身搏斗的冷兵器时代,士兵装备的坚实与否会极大地影响着军队整体的战斗力。匈奴人深谙此道,非常重视士兵的保护,他们不像中原士兵靠盾牌保护自己,而代之以更省劲、更坚固的盔甲来装备自身,形成“尽为甲骑”、机动灵活而又庞大的匈奴骑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