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多。”

于是我读给她听。我从第一版开始，主要是因为上面登着一幅巨照，照片上的五副棺材看上去好像漂浮在人海中。报道配以大字标题，登在报纸的中问。我把全文一字不漏地读给她听，她很用心地听着。她也听说了有关伯顿一家冻死街头的传闻；她对细节很感兴趣。

“我会这样死去吗？”她问道。

“不会，除非你车中装有引擎，打开空调取暖。”

“我希望有空调。”

“你会因暴露在外而死。”

“什么意思？”

“冻死。”

她用餐巾纸擦擦嘴，小口喝着咖啡。奥塔里欧一家丧命的那天夜里气温是华氏十一度。露比究竟是如何活下来的呢？

“天气最冷的时候，你去哪儿呢？”我问。

“哪儿都不去。”

“你呆在车里吗？”

“是。”

“你怎样御寒呢？”

“我用许多毯子裹住身子。”

“你从没去过避难所？”

“从没去过。”

“你愿意去避难所吗？如果你愿意，就能见到特伦斯。”

她侧过头来，奇怪地望了我一眼。“再说一遍。”她说。

“你想见特伦斯，对不对？”

“对。”

“那么你必须戒毒，对不对？”

“对。”

“要戒毒，你得在戒毒中心呆一段时问。你愿意吗？”

“让我想想，”她说，“让我好好想一想。”

这仅仅是一小步，但并非无足轻重。

“我能帮你见到特伦斯，你会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你必须戒毒，不再吸毒。”

“我怎样才能做到呢？”她问，目光不敢与我相接。她用身子围住咖啡杯，热气冒上她的脸颊。

“你今天去‘内奥米之家’吗？”

“是的。”

“我跟那边的头谈过。他们今天有两个聚会：酗酒者和吸毒者聚会，就是所谓的‘禁酒禁毒协会’。我要你都参加。那边的头会打电话给我。”

她点点头，那模样就像个挨了骂的孩子。眼下我不想逼她太紧。她小口吃着饼圈，啜饮着咖啡，出神地听着我给她念报上的故事。她对国际新闻和体育报道不太感兴趣，但颇关注本埠的新闻。她许多年前曾参加过一次投票选举，所以对本城的政治倒也不是一窍不通。她能听懂犯罪报道。

一篇长篇社论抨击国会和市当局没能妥善安置无家可归者的生活，它警告道，还会发生像朗蒂一家这样的悲惨事件，还会有儿童死在街头，死在国会山的脚下。我把社论解释给露比听，她赞同上面的每一句话。

外面下起了一阵轻柔的冷雨，我开车送她去她的下一站——“内奥米之家”。那是坐落在西北部第十大街的一幢四层楼的排屋，它所处的街区房屋结构与别的街区相似。它每天上午七点开门，下午四点关门，向前来求助的无家可归的女人提供食物、淋浴、衣服、各种活动和咨询。露比是那里的常客，所以当我们到达时她的朋友纷纷向我们打招呼。

那里的负责人是一个名叫梅甘的年轻女人。我与她轻声交谈，计划让露比戒酒戒毒。那里收留的女人中一半心理不健康，一半是酗酒吸毒者，还有三分之一hiv呈阳性。梅甘告诉我露比没患传染病。

我离开时，女人们挤在大厅里齐声歌唱。

我正埋头工作时，索菲亚敲我办公室的门。我还没开口她就进来了。

“莫迪凯说你正找一个人。”她手中拿着记事本，准备记录。

我想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她说的是赫克托。“啊，是的，我在找一个人。”

“我会帮你。告诉我你知道的关于他的一切。”她坐下来，开始记录。我一口气说出他的姓名、住址、失踪前受雇的公司、外貌特征，以及他有妻子和四个孩子的事实。

“年龄？”

“三十岁左右。”

“大概的薪水？”

“三万五。”

“既然他有四个孩子，那么至少有一个在上学。从他的薪水以及他住在贝塞斯达来看，我怀疑他有额外收入。他是西班牙裔，所以很可能信天主教。还有别的情况吗？”

我再也想不出别的。她返回她的办公桌，打开一本厚厚的记事本，飞快地翻动着内页。我让门开着，所以能看见她做的一切。她的第一个电话打给在邮局工作的某人，随即谈话变成了西班牙语，我听不懂。她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先用英语与接线员打招呼，然后又换作她的母语。她给天主教教区打电话，接着又引来一大串电话。我对她的举动失去了耐心。

一小时后，她走到我的门边，大声道：“赫克托一家搬到了芝加哥，你需要他们的住址吗？”

“你是怎样……”我吞下了后半句话，吃惊地盯着她。

“别问了，是通过他们教堂的一个朋友的朋友。他们上个周末匆匆忙忙地搬去。你需要他们的新住址吗？”

“要多长时间才能找到？”

“这可不太容易，不过我能告诉你大致的方向。”

已经有六个人坐在她的办公桌前，等待咨询。“现在不忙吧，”我说，“待会儿再说。多谢。”

“小事一桩。”

小事一桩？我花了几个小时晚上去敲他邻居的门，晚上寒气逼人，还要躲避保安的纠缠，又得提防有人打黑枪。而她只打了个把钟头的电话就办妥了。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在芝加哥分部有一百多名律师，我以前办案去过两次。分部的办公室设在靠近湖畔的摩天大楼里，大楼的门厅就有几层，楼前环绕着喷泉和许多商店，自动扶梯蜿蜒而上。对赫克托-帕尔马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藏身-望之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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