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和他坐车入了另一个县城，先生望着窗外一路沉默着。他也不打扰，也望着窗外，都是山啊，山那边还是山，重重叠叠的山。

到了县城，他们下了车，先生嘱咐了车师傅几句，拉着他便往城里走，战争时期，城哪还有如今繁华？到处破烂，但有人的地方总有生息，他还是四处张望着。

恍惚间，已到一间破宅门前，门没上锁，周围也少有人住，先生试了试，推开了门，他走在前面，先生走在后面，一点声响都未发出，他看了一眼院子，中庭几株落花的树，他叫不上名字来，只觉眼前很美，若是有人修理装饰的话。树的旁边是一个树桩，打拳用的，另一边则是垮烂的木桩，还有已经碎掉的椅子。

先生并不会打拳。

“这应该是一个男的曾经生活的地方”我指着木桩说。

“是两个。”

那天下午，先生坐在树下给我讲了两个男子的故事，一个先生和一个军人。

军人最后一次出去之后，应该是再也没回来了吧，是死还是另娶他人，我不得而知，

我只知道，先生说完之后就一直望着木桩，眼里波光映映，而到离开之前，他都未曾推开院子对着的那扇门。

第二天，先生又换回了浅色大衣。

作者有话要说：

插入了先生的故事，姚木不是自己慢慢觉醒自己是同性恋的问题，而是一开始就知道，所以在军队里的话，用日记的方式来写，情感还有剧情不能详细讲述的缺陷就弥补了，加上这一章节不知道多不多余，对话真的很少啦，场景和细节也不是写的很好，自我反省，虽然没人看但是还是力求进步，坚持每日一更。respect.

第4章心思

1939年8月我们房间少了两个人，看着空出来的床位，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知道死神已经带走了他们，中强哥吃饭之后来告诉我说，他们在去前线的路途碰上了流弹，没救过来，战争！战争！终于要面临了吗？

1939年10月我的铅笔丢了，还好我把本子随身带着，楚坊帮我要了两只铅笔，还嘱咐我别再丢了，趁着这场没完没了的战事的空隙写日记，周围都是死一般的静，这种窒息感逼的人像是行尸走肉一般，我竟有点想念以前在后方的训练日子了还有那个喋喋不休的声音，我自己都被自己吓了一跳。

1939年12月我真的累的抬不动笔了，战事还在僵持着，这要死不活的日子何日才能完？

1939年12月先生来信了，遗信。苦托了送信的人我才能收到，看着送信人满头的土真是难为他了，先生的信我不敢拆，毕竟在这种特殊时期，一点点情绪都能逼的人崩溃。对不起，先生。

1940年3月日子真的好慢，身边的人在减少，班长早已不笑了，面无表情地统计着人数。楚坊那小子果然从不记日子，趁着换班的时候我偷偷去看了他，个子那么小躲在土垛后面果真是瞧不见，他看见了给我打招呼，还轻轻的吹了口哨，我……我竟然脸红了。从头顶传来的酥痒感觉，只好慌手慌脚的跑了，晚上我还是托另一个人捎了句生日快乐，他肯定不知道。

1940年4月我们要绕过敌人和另一支队伍合流，我不知道这样有什么含义，但是我清楚这样比原地守着更危险，完全是流动的靶子，楚坊的兴致看起来很高，报告要打头，在队伍里，看着他举得红旗，莫名的安心。有些人就是拥有让人安心的力量吧。

1940年4月楚坊的伙伴死了，就在他的身边，一枪毙命。我看过他的状态，连着几天低沉着，以前惯了的撒泼赖皮都消失了，他为他的同伴哀悼着，要是我死了，他会不会也会为我心疼呢？可能他也记不住我吧。

1940年4月我被派去了给楚坊当观察员，听到这个消息，我竟压不住内心的兴奋，或许我该细细想一下我这种莫名的感觉了。

1940年4月楚坊，楚坊。

1940年5月我忍不住回味每天和他待在一起的时间，一幕幕在脑海里闪现，楚坊的侧脸，楚坊的眼，楚坊刚剃的头发，我是疯了吗？还是我先沦陷了呢？

1940年5月我觉得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刻，当敌人举着枪对准楚坊脑袋的那一幕让我后怕，我奋不顾身的扑了出去，伤了腿，说起都怪我走神没来得及提醒他，累的他拖着我回营地，那么小的个子，力量却这么大。休息的间隙让我有了写日记的时间，尽管痛的要死，我以为会断呢，医生说可能会有后遗症和并发症。死亡在有一刻似乎并没有那么可怕。我读了先生写的信，他说希望我会快乐。这真是一个不太简单的祝福呢，他并没有给我讲他的病，或许他回到了那个宅子，推开了那扇门，里面有他等着的，等着他的那个人吧，那么我呢，该会有人等着我吗

1940年5月我拖着腿和他一起并肩作战了，他打趣我不怕死，其实我怕的，但是我有了更怕的，我怕我像先生那样死之前都未曾见着他…爱的人。那天晚上，我们躲在山沟里，他累的很快就昏睡过去了，即使是我害他差点丢了性命，还是放心的把后背交给了我，我幻想着他会说：我的一生都是你的了。可是他只说了谢谢你。我开始满足于沉浸在自己的幻想里了吗？

1941年6月我小心翼翼地与他相处着，躲着他写日记，这种心思不能让他知道，会被讨厌的，我不能让自己肮脏的想法毁了这一切。

1941年6月先生送我的那本书不知道他怎么翻出来了，我一直以为丢了，他拿着书在我面前晃了晃，一定要我给他讲解意思，他可能不知道我的脸有些红，不过他突然被叫出去了，肯定又是闯了祸。

1941年7月他一直缠着我给他讲，我拗不过讲了，他又不太满意，说是要自己研究一下，字都不识半个，研究啥呢。其实是我私心了，讲了一个错的故事。“或许祝英台本就是男子，只是后人为了避嫌才…”。

这个日记本的秘密还是被公开了，一个男子把他的内心最真诚最触及灵魂的地方记录下来，他那样小心翼翼地守护着，甚至睡觉都裹在衣服里，他小心着，却还是被坏心眼儿的人偷出来，在广众之下读。它的主人甚至都未把最想说的字说出口，明明是最动人的心思，却哄然成为了别人唾骂的源泉，那个年代，有一点不符合大众观念的都会被人鄙视，恶心，斗争。更何谈他了，他本就不受欢迎，性格孤僻，还胆小怕死。别人把那些话扬的满天飞，这如同把他的自尊使劲的践踏，可是当他被一众人押着关在小黑屋的时候，最担心的却是他的反应，会讨厌我吗？会觉得我恶心吗？这种事，这种事怎么就……是我了呢？先生不是说这很正常吗？为什么大家都这样对我呢？忍着不说已经很难受了啊，为什么还要让我更难受呢喜欢他，喜欢楚坊难道是一种错吗？这是我的错吗？

他被打伤了一只眼睛，看东西也模糊，某天，那些人终于肯放他走了，雇了个驮牛粪的板车把他拉回家，他的腿伤更严重了，走出门都是一脚深一脚浅的踩，他想找个人问问，他怎么样没有人回答他，他们都嫌弃他脏，恶心。他明白那些人终究不会让他来见自己，纵使见，自己也是不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