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像啊。”她真心实意地说。

“吾撒地方伐像上海宁？[1]”

被这话说得先是一愣，朱茵茵片刻后才扬眉一笑，也说起了家乡话：“阿拉窝里就是宁波额。[2]”

明楼的脚步顿了一顿，还是微笑着用沪语答她：“宁波闲话只会听，伐会讲。[3]”

朱茵茵的眼睛都亮了：“……58年底出国到现在，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上海话。”

明楼却没再说了。

从大学到火车站要过河，距离不长，但老城都是单行，颇费了一点时间。在车站分别前朱茵茵再三地道了谢，蓦地有些动情地说：“……先前在外交学院遇见程先生，不是他，我根本想不到能来苏黎世，到了这里又遇见您，真是——”她忽然就说不下去了。

每逢佳节，人总有一些格外的离愁别绪。明楼见她情绪有些激动，明白这是小孩子乍离故乡的思乡之情，不动声色地替她缓一缓，把话题引开：“我没做什么……是哪位程先生？”

“外交学院的程永光程老师。”朱茵茵见明楼听见这个名字后眼中一闪，不由问，“楼老师您认识他吗？”

“有一面之缘。”明楼答，“49年在布拉格，见过他父亲和他一面。”

“这么巧！那我下次给他写信时，一定要告诉他这件事。”

“那倒也不必。认识他父亲的人多了，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仰慕者，有幸见过一面而已。不值一提。好了，别耽搁了，火车要到点了。”

朱茵茵这才想起自己是来赶火车的，不知道第几次地道了谢再道别，可没想到的是，这边她已经打开了车门，明楼却叫住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