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些迷糊了。也许是因为喝的酒，也许是因为之前的神经绷得太紧，几乎下意识地答他：“什么怎么说？”

明楼就指了指：“Derwasserkessel.Labouilloire.Thekettle.烧水壶。”

“水壶怎么了？”

“上海闲话哪能讲？”他冷不丁冒出一句上海话来。

这话真是把明诚问住了，再一愣，才拿同样久不说的乡音答他：“铜吊。”

说完他猛地反应过来，放开还握在手里的刀，一边脱大衣一边赶到明楼面前：“头痛了是吧？”

走得近了也就看得更分明些——明楼的额角，已经隐隐在冒汗了。

那消失的车子顿时有了解释。明诚握了握明楼的手，转身给他去拿药，看着他服下后，才皱着眉头说：“药也不吃，在这里戆坐，胡闹。”

明楼缓缓看他一眼，倒是笑了：“想勿大起来，总归觉着还是桩心事。”

两个人各说了一句，又都觉得有点荒腔走板，生疏得到了别扭的地步，又都不说了。

阿司匹林的药效上来得没这么快，明诚在他对面坐下来，拉住他的手，一点点给他把冰冷的手捂暖。

明楼的头痛是老毛病。在巴黎的时候犯过几次，当时年轻，只当是熬夜用功的后遗症，没太放在心上，两片阿司匹林就打发了，继续把一个人当几个人用；回国之后开始发作得频繁，又不能声张，还是阿司匹林打发着；等再出国，发作的频率倒是低得多了，但一发作起来能要了半条命，更要命的是，无论怎么找医生看，各种能做的检查做了个遍，连心理医生都冒险去看了一次，就是查不出来毛病，明楼不肯吃其他强效止疼片，说是不能让反应迟钝了，到头来，依然是几片阿司匹林。

明诚拿他没办法，好在这些年来阿司匹林还算有用，只能眼见着剂量一天强过一天。有一次明楼在学校里忽然头痛起来，同事把他送去医院，明诚闻讯赶过去时急得脸都是青的，却也没别的话好说，干坐了好半天好容易缓过来一点，半真半假地抱怨一声：“现在阿司匹林陪着你的时候，比我是长得多了。”

当时明楼听了直笑，笑完后以他一贯的慢条斯理开了口：“我是想把你装进口袋里，天天带着，不过你肯么？”

明诚一开始没笑，但明楼一直笑着看着他，他短暂地笑了一个，在被子下头找到明楼的手：“大哥，你不能超负荷工作了。”

明楼还是笑，一边笑一边摇头：“习惯了。”

其实明诚是知道那次明楼忽然发病的原因的：人民公社施行不久，明楼给国办去了长信。他不仅谈马克思，还讲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也说凯恩斯的自然失业率，更举了苏联农业集体化后血淋淋的实例。总之，千言万语一句话，人民公社行不通，现阶段不该搞。

信是明诚给他誊写的——明楼的思绪一上来，字迹就异常潦草，除了明诚，谁也认不全——明诚一边抄一遍和他讨论，说这封信不该发。这不是经济问题，私有制和公有制在现今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里，从来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不应当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讨论。

但明诚也知道劝不住。一来是明楼为了这封信，把抛了多年的经济理论又捡了起来，多少日夜的不眠不休，慎之又慎才写出来的信，二来则是在这件事情上，要明楼不说话那是不可能的——从大跃进起，他可就没管住自己的笔。

就连明诚自己，在为明楼把信整理好之后，也动手拟了一份报告，把当年自己在莫斯科的听闻详细地记录了下来，作为明楼那封信的一个附件，一并交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