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说媒的人听到这里一愣，本来还想举某公近来娶了个小他三十来岁的年轻太太的例子，这下倒说不出口了。

他拒绝了几次，反而引来了诸位太太格外的好感——这样的正人君子，对妻子忠贞不二，实在是难得。后来明诚被派去了柏林一段时间，去了新的环境，这事自然告一段落了。

但他没去多久，又回来了——明楼的头痛发作，他知道后，无论如何也要回到明楼身边去。打报告时想到两个人自从互通了情意，真是几乎没分开过一天，大到革命战斗，小到衣食起居，都是互相照顾着，怎么反而到了这把年纪了，却要分开了。

明诚年轻的时候总以为青年人是不能忍耐离别的，到了现在才知道，原来这事和年纪一点关系都没有。

其实他也知道，无论是按照党的地下工作条例，还是按国际上的惯例，现在明楼和他这样搭档都是不安全的——要不是一个人，独来独往，要不就像个“正常”的家庭，互相掩护，互为彼此的保护色。以前他们有兄弟这一层名义做遮掩，总归是顺利成章，可现在两个人改名换姓，被打散，一方调离，才是“应当”的。

但他还是写了报告，说自己自32年跟随明楼工作，近三十年来接受他的领导和指挥，从在欧洲时支援国内苏区建设，到回国抗日，再到建国后为新中国收集情报，已经非常熟悉彼此的工作习惯和风格。两个人多年来搭档默契，多次共同出生入死，从未有过任何工作上的失误。

“……我很清楚，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需要从家庭里脱身出来，无私奉献，无私战斗，唯有此，才能更好地为解放全人类、谋求全人类的更大福祉而奋斗。但明楼同志为了革命，已经失去了唯一的姐姐。我虽然不是他唯一的亲人，却是多年间他身边唯一的战斗伙伴和革命同志。没有人比我更熟悉他，他的为人，他的工作方式。如今他身体抱恙，工作却迫在眉睫，不能停下，在此，我请求组织许可，暂停我在民主德国的工作，回到瑞士，继续与明楼同志搭档。”

这份报告他写得非常犹豫，两页纸涂涂改改，明诚终于知道，人有了私心就会软弱。

但他实在硬不下来心肠来，实在无法和明楼咫尺天涯。

一边写，他一边自嘲明楼教他的东西都白教了——他明明是最会忍耐的。

报告还是得到了同意。回到苏黎世的那一天，明诚也没敢和明楼商量，直接开车回来。到了家，发现家里和他离开前一模一样——他们说是有了个家，其实也就是个住着的房子，随时就能撤离。所有的家具、日用品看着满满当当，但没有任何特色，超市里什么牌子最大众，就置办什么，几乎没有任何私人的痕迹。明诚拎着箱子上到二楼，打开衣柜，只有原来放自己衣服的那一半空着。他开箱，又把衣柜给填满了。

然后他直接倒在明楼床上睡着了，外套都没换。

但很快他醒了过来。因为脚步声。

明诚习惯性地在明楼的枕头下头摸到刀片，捏在手里，又很快放开了。

他不敢睁开眼睛，就装睡。装着装着真的要睡着了，就有一阵微风拂过他的脸，然后一个很轻的吻落了下来。

所有的忍耐、等待、甚至畏惧都这么落了空。明诚拉住明楼的手，把自己的脸埋在他的双手间，轻轻地喊了他一声。

从那一天起，他们再也没有分开。

但自明诚这一次回来，之前偃旗息鼓了的说媒又被翻了出来，更被人知道现在还有人与程念之合住。对方也是个中国人，姓楼，苏黎世大学法学系教国际法的教授。两个人听说是同乡。

战争把许多人的生活轨迹都改变了，有些人在战争后开始新生活，养了许多孩子；另一些人则孤老一生，与朋友、亲人做个伴，算是有个送终的人罢了。这些事都很常见，而且漂流在外国的异乡人总有苦衷，大家都表示理解。但因为楼教授实在长得好，所以程先生的生意伙伴的那些太太们，在知道黄金单身汉不止一个后，抱着好事成双的心态，也一并帮楼教授物色起佳偶来。不过楼教授比程先生威严得多，又不和生意人打交道，要找到他，总是辗转得多。

辗转归辗转，想作楼太太的人，从没有被这点小小的难度为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