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豹虽然不错，不过这四维属实不是太强，还是不能选他啊。”刘辩说道。
之后嘉靖二十九年，京城屡被俺答侵犯，百姓不得安宁，朝廷里却无人能分忧。皇上世宗急于想得到良才，经吏部尚书徐阶推荐，平阳冤案虽大白但是还是被贬回家的聂豹被召回京城，为佥都御史，巡抚顺天，整顿蓟辽辖顺天、保定、辽东三巡抚军务。
后转兵部右侍郎，十二月抵任。聂豹认为自己能得以洗清罪名，而且再次被重用，思念厚报皇上之恩。奉命巡视九门时，向皇上面奏建议：京营的兵闲置，不如核减一十三万，分拨到下面各总督去操练，以备征战。每年兵器械、军粮、操练、犒赏等费用，户部要足额拨给。凡操练，必须遵循军法，军中的士兵不得借口占为杂役等。聂豹的六条上疏皇上均全部采纳。
后转兵部左侍郎，奉命清理军费，又得旨协理京营戎政。当时咸宁候仇鸾是总营务。仇鸾恃宠骄横，擅自将宣府、大同等地的兵调到京城。仇鸾这次调兵，明显削弱宣大等二镇的御敌能力。聂豹不惧权势，上疏认为仇鸾的调兵是错误的，兵力应该驻扎宣大，宣大安则京城安，皇上采纳。仇鸾痛恨他，伺机陷害，但是终抓不到把柄，未成。嘉靖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陞兵部尚书，聂豹力辞，但是皇上不允。他上任后，正本清源，严厉革除夙弊，严禁请托，事事依据法典法例，兵部的风气很快好转。一时声望赫然。
他善用人才，慎选将士，操练军队，率先垂范带领将士修边城，建关隘，预备储粮，加固要塞，分屯重兵掌控扼要关口，以阻止外侵之敌。多次竭力上疏建言研究秋收防护的事宜。又与人一起上疏建言请筑北京外城墙，均被采纳。他亲自提出修建北京外城的总体设计，与其他官员共督建北京外城墙，由于经费紧缺，只修建了北京城墙的南侧，从而使北京城垣的形状变成凸字形，经此工程建设，北京城有了更大的扩展，同时还把北京城南这一重要的经济文化区域纳入城墙的保护范围之内。这一工程，最终确定了北京城沿续几百年的“凸”字形城墙平面的总体规划形状。至此，北京城墙的总长度达到70余里。有力地加强了京城的防卫。他得知宣蓟边关的防备多废弛，立即差兵部左侍郎杨博前往驻守。益州、通州、昌平的官员属虚设，平时悠闲无事，他奏请罢去益州、通州、昌平三郡的御史。
是年十月，外虏进犯京城的重要门户河北的紫荆关、浮图峪，情况危急。他从容应对，派入卫朱凤等将领前往截杀，斩虏首四百余级，虏兵望风披靡，获大捷。皇上大喜，加封聂豹为太子少保，荫一子锦衣卫千户。他上疏提出要论功行赏，奖罚分明，皇上从之。嘉靖三十三年，北京外城墙完工，被加封太子少傅，荫一子入监读书。由于修边关耗资很大，又每年犒赏军士，户部经费紧缺，他上疏倡导朝廷上下要共济时艰，节约公用经费，虽遭一些重臣反对，但是还是被皇上采纳。
十月，外虏犯蓟州，由于防备森严，外虏攻城六昼夜不能攻下，兵败而去。被皇帝诏嘉太子太保。聂豹任兵部期间，朝夕劳累，经常是半个月、一个月在兵部为国防操劳而不回家。看到宣府、大同钱粮缺乏，军士饥饿，他上疏建言增拨经费。他发现前督抚大臣，不用心在那里安抚人心，守好军事阵地，却吃喝玩乐，守军苦不堪言，兵心不稳，他便上疏要求严惩，皇上大怒，逮二臣入狱，同时派遣户部侍郎陈儒前往赈恤将士。
当时，江南倭寇猖獗，闽浙苏常，连年被侵犯，又湖广川贵苗民作乱。在国家动乱之刻，聂豹运筹帷幄，博采众长，调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浙江，各省兵马由他调用。添设总兵把守南汇、吴松江、刘家河、镇江等处。派都御史郑晓议把守东海各关。由此，倭寇不敢妄动。对苗民作乱，则派兵前往沅州，湖湘川贵军队听从调用。江西德安盗贼猖厥，他派守备一员，前往惩处。倭寇侵犯苏州、松江两府，他奏设总兵驻守金山，所有沿海一带俱属防御，自己亲自坐镇金山，并带兵征战，明军士气大振，倭寇败退。他还派人把守南汇、吴松江、刘家河、淮及盐城。并把附近所属的防卫隶属管辖，然后又分兵布防阵地，命令他们各自为阵，严密战守。还调兵遣将，把守四府海口，并派重兵镇守。他还令都御史郑晓议驻守监城东海，同时各设把守总兵一员，专门负责其所属地的调兵。他用兵计策得当，苏州、松江固若磐石，倭寇不敢妄动。皇上大喜，嘉奖加封聂豹为太子太保。
“叮咚，五位谋士召唤完毕，请宿主去掉两人后，从中进行召唤。”
系统的声音传出，刘辩则是想也不想立马说道：“把郭子兴和聂豹pass掉。”
聂豹虽然不错，但是四维也不算优秀。话说不但精于吏事，更为人们称颂的是他对理学的贡献。聂豹是王阳明的重要弟子之一，江右王门的代表人物。与罗念庵同列为阳明后学的归寂派，在中国理学界占有重要位子。聂豹早年学易，后问学于王阳明，推崇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拜阳明为师，自称弟子。
聂豹一生两次面见王阳明。嘉靖五年巡按应天府时特前往越谒拜王阳明。同年夏天巡按福建时，渡钱塘江拜见王阳明。两次问学於阳明。两人一见如故，聊至深夜，依依不舍。以后都是以书信来往，与王阳明请教研讨良知之学。聂豹与王阳明都认同“知行合一”和“知行并进”说，认为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如果只是自称为知道，而不去实行，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道，真正的知识是离不开实践的。真正的知行合一在于确实的按照所知去行动，知和行是同时发生的。虽然聂豹不在阳明身边，但是思想意识相同，被王阳明及王阳明弟子列为编外弟子。聂豹自丁亥以来，致书阳明、南野二公，论致知功夫。他在家里，每有学者到来，他都不厌其烦讲学知行的道理。他认为知与行，行更重要，他在启阳明先生的书信中写道：“其有不一者，致与不致之间矣。但致之之功，穷意其入头下手，亦自不同，当随其资之近者而致力焉。”徐阶在家乡华亭遇到聂豹，在聂豹的引导下，他拜在了王学门下。临别时，聂豹送给他四个字，就是“知行合一”。徐阶为之终生受益。徐阶也因此成了王门忠实拥护者。
聂豹从致良知下手，他认为诚与不诚，有爱心没有爱心，孝不孝，必须养性，养心。他在启阳明先生的书信中还写道：“德性者，良知也；道问学着，致知之功也。是故外德性而道问学者，必非学……”。戊戌以后，聂豹感悟出本体虚寂的道理。自平阳回来后，他与大家论学，提出了以涵养本体虚寂为归，是时适与罗念庵、龙溪等论相契合。其后，再回京城，有四五年，都是他与学者切磋这一道理，这是他的独到发明所得。他认为良知为“虚灵之寂体，感于物而后有知，知其发也”。他从心物关系入手，阐述物是人以外的具体的东西，物在前，人认识它是在后。良知是源自于具体的事件而发出的感慨，任何理论再好都是“寂体”，是理论。他还“以虚、寂、独、密来形容良知，所谓“此四者，同出而异名，均之为未发之中也”。“未发之中”是理论，是“寂体”，只有在实践中去检验，“知其发也”才能体现在它的价值。他认为“良知本寂”，“良知”不是现成的，要通过“动静无心，内外两意”的涵养功夫才能达到。人的道德品质好，不是天生的，要通过养心，通过修养，才能达到。他致信给欧阳德还写道：“良知本寂，感于物而后有知，知其发也。不可遂以知发为良知，而忘其发之所自也。故学问之功，子其主乎内之寂然者求之，使之寂而常定也，则感无不通，外无不该，动无不制，而天下之能事毕矣”。反对以知觉为良知，批评“现在良知”说；并以良知本寂的本体论为其致良知之理论基点，进而提出“致虚守寂”的归寂之旨。为此他主张知行合一，两者互相包含，互相融合。这些思想在当时的思想界中引起的反响不容忽视。就是在今天，也是有现实指导意义。聂豹之学与阳明学之基本精神相契合，是对阳明学的继承和发展，在王学的发展中和在江右王学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