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后，我成为二十六岁的老女人，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我家的佣人被遣散回家，房子和田地都被分给了镇里的农民。我们在被批斗的前一天晚上，胆子小的阿金喝了毒药自尽了。

早上，他脸色灰紫，嘴边都是白沫，身子硬挺挺的躺在板子上。

阿金在我家那么多年，一直是怯生生的性子，说话声也很小，最多也就翻个白眼之类的小动作。

他比我还害怕老鼠，还有他最怕喝药，即使是很甜的药那种都不愿意喝，父亲说过，阿金上辈子一定被人毒死的，不然，他不会这么怕喝药。他敢喝下那个我也不知道的药，真的不知道是谁给他的勇气。

那天被‘批斗’后，还没有完全消除恐惧的父亲告诉我说：“阿金是怕死，但他更加害怕被折磨死。”

‘死’和‘折磨死’在阿金的心里是两个不同的疼痛，一个是疼一下，再死去；另一个，则是一直疼，疼到死，这种持续濒临死亡的疼痛，谁都不想感受。

我根本不知道我们全家会怎么被批斗，脑子里没有想象的画面。

第二天一大早，我、父亲、母亲被人带到晒场上，晒场上支着两个长长的红色旗帜，上面写着‘中国农民大家做主’、‘批斗大会’等，我记不太清楚。晒场上乌泱泱的农民，大部分人脑袋上都裹着布。

我家三口被带到晒场后，跪在了土地上，母亲膝盖还没有着地，眼泪就像暴雨一样哗啦啦的流了下来，喊爷爷哭奶奶的请求同志放过我们。

跪的时间太长了，一开始膝盖很痛，到后面就麻木，再后来就像截肢一般，都不像自己的腿了。

站在四周的人一个面孔如铁。

一个人站在一个台子上宣读着口号：“农民的利益就是大家的利益，地主劣绅就是大家的敌人，我们要还给农民土地……”宣读完手里的纸张后，他问地下的农民有什么心理的愤怒可以说出来，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没有一个人说，只听见他们说：“黄老太爷挺好的，就放过他家吧！”

同志们很是意外，他们互相看了看，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他们没有见过的局面。那种农民指着鼻子谩骂地主的场面他们见惯了，这种要求宽大处理的问题还没出现过，他们有点摸不清头脑，不知道如何解决。

晒场上的农民开始互相交头接耳，似在互相交接些什么，你传我，我传你，到最后，站在我旁边的欠我家好多年租子的刘叔喊道：“我们不批斗他们，让黄老太爷跟我们一起种田。”

所有的农民开始为我父亲呐喊要求宽松处理，不要处分黄家，那天的震撼，让我彻头彻尾的见识到什么叫人民的力量，最后，来了个稍大的官，他同意，说：“农名的心声就是我们大家的心声，我们会给黄家一个正确的处理方法。”

当天，我在们三个人面前点了一个大火堆，把所有的借条、账本之类的借据全烧了，浓烟滚滚的火光，把我不想当着所有人流的眼泪都给熏了出来。

母亲万万没有想到，我父亲之前的积德行居然换来了我们三人的平安，她第一次感恩同志，爱戴他们，但对于那些欠我家租的，为我们求情的人们，她无话。

回来后，家里的两层宅子成了镇里办公的地方，我再也做不了‘楼上小姐’了，那个我独存的空间。

父亲心里最放不下的一个人就是阿金，如果他要是迟死一天，就可以继续活下去，那种无奈无法言表，就想明天是世界末日，我今日早已预料，为了不被洪水海啸扼杀我，我边吃了些许药物，安静去了，没想到第二日，依旧风和日，毫无波澜。

之后，杏镇的路上，小孩子手里拿着大红色的纸风车，边跑边喊道：“农民好好！农民妙！农民真的是呱呱叫!”

我当时在气头上，会偷偷的朝这些小崽子么翻了白眼，虽然知道，即使我的黑眼珠翻到后脑勺，也改变不了我家的翻天覆地的改变。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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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镇里的人民对我家真的还不错，我们被分配到两间土房子里，我和父母提着极少的行李走到土房子的门口，一脚踩下去，尘土飘扬，母亲拿着扇子挥了挥，矫情的说：“这怎么住呀？”

父亲淡淡的回道：“你打出生不就住这种房子吗？忘本了？”

母亲向他翻了白眼。

我们把行李拿到屋里，父亲穿上粗布长裤从屋里走了出来，这是我第一次见他穿这种灰了吧唧的衣服，从土屋出来的那一刻，我再也没见过他穿白色长衫戴白色礼貌的样子，除了躺在棺材里的那刻。

他打了一桶水，往地上洒去，地上的尘土被水灭了下去，我也学着父亲去井边打水，很快就上了手。

土地划分的时候，我家分了点田地，虽然少，但比没有强，算是个好事，父亲很意外，作为地主的他居然也能划分到田地，他很是感激。

搬到土房子后，日子过得很不好，我在哪个时候没怎么吃过大米，天天吃红薯，蒸红薯、煮红薯、烤红薯、红薯饼、红薯粉，最后，看见红薯就想吐，最惨的是，最后我家连红薯皮都没有得吃，这下连吐的机会都没有了。

母亲和我就去地里剪红薯叶子回家煮汤喝，这可是比吐的感觉还要难受。

父亲为了能让我们买点大米吃，天天跑去后山上砍点柴去街上卖，之后我们家连红薯叶子都吃不上了，母亲就怪天怪地，怪我父亲不争气，体力不行，身体又不好。父亲不和她斗嘴，该下地的下地，该去后山砍柴就去砍柴。

快三十岁的我，依旧呆在家里，母亲越看我越不顺眼，像是十九世纪卖不出去的画，二十世纪又砸在手里的赔钱货，这句话我不知道在那本书中看到，很是符合我那个时候的境地。她开始想着给我说亲，一来可要些礼钱，二来还可以节约吃饭的嘴。

那个时候我不太敢呆在家里，太阳还没出来就戴着草帽跑出去，‘一把年纪’不是到河边钓虾和钓鱼，就是去偷别人家田里寻觅点东西，至少傍晚回来的时候手里是有东西的，这样就少了我那嘴碎的母亲白眼。

有一天，镇上要种树，每家要分出一个人出来，我正好无事，就扛着铲子去了。

镇子的南边，男女女都站在那里，镇里的领导分发树苗给我们，他们画好了挖坑种苗的点，我们就开始用铁铲子挖起地上的泥来。

站在我不远处的一个老大妈和几个人叽里咕噜的说着什么。

我知道，她们的那张闲嘴一定在说我这个老女人怎么还没有出嫁。我低着头想赶紧挖，种完树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