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王樽的电影茶道（1）
孔见
电影业今日的荣华，加上它绵延一百多年光影烂漫的流程，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人所能够阅读的范围了。但是，作为置身当代社会里的人，又岂能无视这个影像世界的存在，抗拒它对自己内心生活的干预？多年来，我总想到要找一个人来帮助我阅读电影，给我讲讲发生在银幕上的传奇故事，美人们飘零的命运和英雄无言的结局，就像1649年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找来大名鼎鼎的笛卡儿为他讲述哲学的真谛。当我打开王樽的电影随笔集时，即刻明白，他就是我要找的人了。当然，我不能说他就是电影的笛卡儿，因为我本人并非瑞典女王。事实上，我连一个女人也不是，做一个凶猛的雌性政治动物更不符合我少年的想像。我愿意与各种各样的人平等地交往。
据我所知，王樽是个地道的影迷，电影院里的常客，是电影散场时最后一个离去的人。许多璀璨的南方的夜晚，他都把自己关闭在一间昏暗的房间里看片子。他与银幕里的人物所发生的关系，甚至比生活在身边的人还要密切和深入一些。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影迷俱乐部，但和不少高级发烧友常有沟通，他和他的迷友们收藏的影碟数以万计。这些影碟如果以每天一部的速度浏览，至少也要耗掉三十年的光阴。对于已经知道生命有限的我，花上几天时间浏览王樽的著作，是一件符合经济学原理的事情。
王樽的电影随笔既涉及了英格玛·伯格曼、基斯洛夫斯基、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等现代世界电影大师的杰作，也涉及了中国第五、第六代导演的作品，包括港台电影的名片，此外还有曾经风靡一时的日本片和韩国片，以及一些很难看到的实验性的小电影。银幕世界的百花争妍和群星荟萃全掩于一卷之内，图文并茂地在读者面前打开。电影是一门综合的艺术，作为一名电影的潜心读者需要文学、绘画、音乐等多方面的修养。而这一切，王樽碰巧都具备了。
在众多时令鲜果中，草莓的意象最富于情味，它的春花夏果的成熟特点，它的鲜润欲滴的红艳，丰满的果肉，多汁而含蓄的气质，都使人隐隐约约地联想到春情的萌动……
有个镜头记忆犹新，是一个农家少女，暗暗恋着邻居的英俊青年，她偷偷地看着那青年远去时，手里握着一枚青色的橘子。
王樽是在一种宁静而温暖的气氛中，开始他对电影的叙述的，他缓缓而起的抒情笔法，有如古典音乐一样，几乎不费什么周折就把人带入某一种通幽的意境里。作为一个出色的电影导游，他不只是关起门来就电影谈电影，而是在电影院的门口出出进进。他轻捷的身姿很快地从一部电影的开头跳到另一部电影的结尾，甚至跳到了电影之外。他对某一部影片的叙述，可能从电影中出现过的一朵花儿开始，也可能从一个诗人的绝句、一部小说中某个人物无意识的动作开始，还可能从他自己生活中的某个细节开始。他信马由缰地写作，将许多孤立的事物牵扯到一起，不需要费太多的口舌，甚至也不需要捅破窗纸，就能够让人明白背后隐含的意思。由抒情性的文字组织起来的，不仅是他对电影的阅读经验，还有他厚积的学养和丰富的人生经验，以及漫无边际的想像力。在随心所欲的书写中，银幕的边缘不断扩展开来，并最终被突破，银幕里的人物也从影像中走出来，与文学、绘画、音乐等艺术和真实的社会人生打成一片。王樽走南闯北，有着丰富的阅历，他学过绘画，写过诗歌和小说，是一个有着优美文笔的随笔作家，他不会让自己的学养阅历和文采赋闲。电影只不过是充当他写作的引子，他更乐于和导演和电影中的人物一起感悟不同境遇中的生活，共同挖掘其中最能感动人、抚慰人的意蕴，并在面对生活的两难和悖谬时，谅解生活在婆娑人间的生灵的种种无奈和凄苦。
王樽是个极其细心的人，他很敏锐地捕捉电影的意象，并且用意象去阐释影片内在的精神。他通过草莓、樱桃的滋味、电话的铃声、掰开两半的苹果、隔墙的花、风尘女子、钥匙、远去的铁轨声等极富有象征意义的意象，来概括一部或者多部电影反复萦回的主题、它们所表达出来的人生况味以及让人怅然若失的、袅袅不绝的余音。他还通过爱而不能、英雄末路、等待、机遇的宿命、太多的选择无法适从、逐渐死去等人生的课题，把在不同影片里，在诗歌、小说、绘画中，甚至在他自己个人真实的生活里发生的情节境界煮成一壶酽茶，上升到某种哲学的高度来加以演绎，追逼出某种意义来。因此，王樽的电影评论不同于那些小报记者为了炒作而起哄的艳文，也不同于在学院围墙内用后现代理论来图解电影的用于评职称的论文，它是一种电影茶道。那些电影中的人物和情节，被浸泡在一种温存而透明的液体中，像西湖龙井干扁的久的家族史的贵族伯爵夫妇、一位狂热的民主党人等。莫泊桑很少描摹，而是通过人物的精彩细节来表现，以两大部分的主要内容，不动声色地将一个不愿委身占领者的底层妓女和一些上层人士对比描绘：先是在经过关卡前，羊脂球把自己提篮里的丰盛食品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在兴高采烈地满足了口腹之欲后，那些上层人士又开始冷漠羊脂球；接着就是如何对待普鲁士军官的非分要求，当那些“社会中坚”力量侈谈爱国时，个个义愤填膺、义正词严，而得知如果羊脂球不陪军官过夜他们就不能离开里昂时，立即摇身一变给羊脂球施压，劝她放下气节、委曲求全。而当羊脂球真的舍身取义了，这些伪君子又对她予以最大的轻蔑。最识时务的“社会中坚”们与一个地位卑微的妓女，谁的人格更高贵，就是在这两处鲜明的对比中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它让我油然想到北岛的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重读《羊脂球》，我忽然觉得，莫泊桑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对于风尘女子的另类评价。他不仅是在鞭笞和揭露道貌岸然者的伪善和人性恶，更不仅是歌颂所谓爱国主义（我甚至觉得跟“爱国”完全不沾边），他还注入了一种关于精神的启迪，关于未来社会的某种暗示，它的每个细节每个人物之间的关系都能找到与现实的对应联系，是真正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杰作。实际上，它是一个关于牺牲和拯救灵魂的寓言。那个载着社会各个阶层代表人物的驿车就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缩影，一个民族和国家总会在历史进程中遭遇到最危难的时刻，当它在生死存亡的转折点上，必须有人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使其越过险滩，走向和平。对于公众来说，一个公共驿车上的妓女，涉及的奉献、牺牲和拯救的重任都要她（地位卑微的代表人物）来担承，从某种意义上说，妓女羊脂球实际是在履行着救世主的使命，尽管她自己并没有意识，甚至还要为自己的屈辱而呜咽。
“神女”与“女神”（1）
中国词语的神圣性是和趣味性相勾连的，不少词语的顺序绝对不能颠倒，顺序一变，其性质往往顿改。比如“色情”和“情色”，前者属于有伤风化的淫邪之列，必欲剿灭而后快，而后者则属于人之大欲，“性也”的范畴，虽不鼓励但在受保护之列。我想说的是“女神”和“神女”，一字位移，差别霄壤，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我年轻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二者是有差异的。那时，朗读宋玉的《神女赋·序》和《高唐赋》也不知道两文中的神女寓意已经不同。《神女赋·序》里，楚襄王梦遇神女，此女为女神；《高唐赋》中“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因有此语就被定性成风尘女子，女神顿时成了妓女。这是后话。
大约在十七岁时，我从一同学家中借阅过一册纸页脆黄的老版本的《臧克家诗选》，把其中的不少短诗抄录在笔记本上，其中就有一首《神女》。我初时以为诗中写的是个舞蹈的美女，诗句节奏与内容融洽和谐，明快中有着忧郁之美：
练就一双轻快的脚，/风一般地往来周旋，/细的香风飘在衣角，/地衣上的花朵开满了爱恋。/（她从没有说过一次疲倦。）//她会用巧妙的话头，/敲出客人苦涩的欢喜。/她更会用无声的眼波，/给人的心涂上甜蜜。/（她从没吐过一次心迹。）//红色绿色的酒，/开一朵春花在她脸上，/肉的香气比酒还醉人，/她的青春火一般地狂旺。/（青春跑得多快，她没暇去想。）
几年后，我从书店买了新版的《臧克家诗选》，发现在《神女》题下有个注解，说“神女”是妓女的一种称谓。我就觉得有些懵，不过几年，那“神女”居然成了心中的痛。
又经过了二十多年，我在深圳家中，从dvd上看了吴永刚导演、阮玲玉主演的黑白默片《神女》，那已经远逝的“神女”再让我重重地心痛了一次，而这一次，那“神女”与“女神”就完全混淆一起了。
电影《神女》片头的字幕这样写着：“神女—挣扎在生活的旋涡里—在夜之街头，她是一个低贱的神女……当她怀抱起她的孩子，她是一个圣洁的母亲—在两重生活里，她显示了伟大的人格。”这起头的话是点题，也是导演吴永刚的姿态，在一幅贯穿影片开头和结尾的母亲哺乳婴儿的浮雕画的衬托下，静静地讲述了一个低贱而高贵的从“神女”到“女神”的故事。
阮玲玉扮演一个夜上海街头的暗娼，她全部的生活渴望就是让儿子小宝长大成人，过上体面的生活。每天晚上，她看着儿子入睡，然后穿起紧身旗袍在街头揽客。在一次躲避夜巡的警察时，误入一黑社会老大家中，从此被其霸占。老大整天吃喝嫖赌，不仅占有她的身子，还要搜刮她的卖身钱。为摆脱流氓的纠缠勒索，她本决意搬走，靠典当度日，无奈老大以小宝相要挟，而她又难以找到体面职业，只得委曲求全。转眼，小宝到了上学年龄，她拿出多年积蓄，送孩子上学，希望他能过上一个正常孩子的生活。然而，现实对于这个乖巧好学的孩子来说太残酷了，同学的家长得知小宝母亲的身份后联名写信向校长抗议。在校长家访时，她乞求老校长：“……我不要脸地活着，都为的是这孩子……他就是我的命。”老校长被她的真诚所感动，决定继续保留小宝读书的权利。然而，好景不长，老大偷走了她藏在墙洞中的全部血汗钱去赌场豪赌，而学校董事会集体反对将小宝继续留在学校中，老校长愤而提出辞呈，小宝也被勒令退学。在悲愤至极中，走投无路的她冲到赌场，要流氓老大还钱，老大支吾不还，她用酒瓶砸向老大的头，结果，她以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我最早看到阮玲玉的照片，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本电影杂志上，是迎光的侧影。她清纯而甜美地笑着，眼角眉梢都透着媚，照片下方有她赠给吴永刚的题字，字迹娟秀脱俗。《神女》是我第一次看阮玲玉的电影，她的风尘感真是浑身渗透，她不是在表演，而只是在表现，举手投足处处有戏，在她面前，今天的无数大明星黯然失色。这个天才的演员最后竟因桃色谣言而自尽，想想，令人唏嘘不已。
看《神女》时，我特别注意到它的摄制时间—1934年，就是说比1940年美国拍摄的电影《魂断蓝桥》早了六年。过去，我们一直津津乐道于《魂断蓝桥》叙述语言的高超，为了不破坏女主角的形象，将表现妓女拉客的细节只淡化成一个眼神且让嫖客置身画外。而在《神女》中，吴永刚三次表现妓女拉客都极为含蓄淡雅，且次次富有变化和新意，一次通过与嫖客之间交换眼色来暗示，一次是俯拍的特写（画面上只见女主角和嫖客的两双脚，由对立而转为并排走到一起），最后一次更简洁，大全景别的垂直方向的俯拍—路灯下两个人一起离开。早在1934年的默片时代，吴永刚就在表现妓女生活的影片里有如此独到的视角和干净的表达，令人叹服。我甚至想到，2000年曾风靡世界的丹麦巨片《黑暗中的舞者》可能都是受了《神女》的影响，除了女主角职业有异，整部影片的结构、人物关系以及结局的震撼性都有些相近。
当然，叙述手段是为主题思想服务的，更难能可贵的是，这部表现妓女生活的影片，却是将一个地位卑微的妓女塑造成一个铅华洗尽，本色高贵的女神。呈现在银幕上的是一个品行善良的女子，她虽靠卖笑为生，却疾恶向善，追求着与他人平等的生活。影片表达的是一个“非人”的“神女”想为“人”而不能的苦痛。导演通过老校长在董事会上的一段话表达了自己的社会立场：“她是一个私娼，但是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不是她个人的问题，她是有独立的人格的，她的孩子也是有独立的人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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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女”与“女神”（2）
我觉得，影片中两段道白的细节让这个“神女”变成了“女神”，一是她为孩子的上学权利对校长的慷慨陈词；还有就是影片最后，赋闲的老校长来监狱探望，答应帮她教养她惟一的亲人小宝。而她最后的叮嘱是，请求老校长千万不要告诉孩子母亲是谁，等他长大以后，就说他的母亲已经死了。她不愿自己的孩子再承担母亲的耻辱，她宁愿在孤苦中度过余生，只期盼孩子有个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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