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说这些黑色的小精子？”
“我小时候学琴的时候，老师告诉我，它们是小蝌蚪。”
“我小时候上生理卫生课的时候，老师告诉我，精子就像蝌蚪一样。”
音符等于蝌蚪等于精子。我说：“随便理解吧。”然后给他详细讲了一遍五线谱的规则，也就是小精子爬梯子。
讲完之后，我让他在吉他上找出标准音“la”；他顺利弹了出来。我弹出一个“so”，问他：“听得出区别么？”
6约翰…列侬的理想世界（3）
“听不出来。”
我又弹出一个低得多的“do”，问他：“这次呢？”
他茫然地摇着头：“听不出。”
我苦笑一声。看来这部吉他要一直新下去了。我没见过对音高这样不敏感的人，但也不忍心打击他。毕竟从理论上来说，长着此类耳朵却能练出一手好琴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贝多芬中年之后还是个聋子呢。
但以常理判断，他会在最长一个星期后放弃征服六根琴弦的努力。
从当天起，我和动物般的女孩或者在房间里弹琴，或者到街上闲逛，张彻则把自己封闭在地下室，一门心思追随约翰？列侬的伟大足迹。他练一会儿琴，听一会儿音乐，再练一会儿，再听一会儿，周而复始，可以持续十几个小时，直到我们给他带饭过去才告一段落。吃饭的时候也左手拿着汉堡或三明治，右手练习指法。如此努力，成果却基本是零。一个星期下来，他连八度音节都不能弹下来。
张彻不仅听音能力一塌糊涂，而且手指的协调性也有问题。对于他这个身手矫健的人，这倒难以想像。他可以坐在飞驰的自行车上，稳准狠地用链子锁击中某人的头顶，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却死活无法将五根手指合理地运用在琴弦上。不是按错弦，就是按不到弦，情急之下，还会整个手掌在琴上一阵乱抓，好像要碾死一只老鼠。
青蛙用长着肉蹼的手掌弹琴，大概也就这个效果。发出的也不再是吉他的声音，甚至完全就不是弹拨乐器的音色。
对于这种情况，只能理解为上帝不允许他弹琴，或者他上辈子曾以回收销毁破旧吉他为业，所以这辈子吉他与他为敌。
他却不为所动，相信有志者事竟成，下定决心和吉他较上了劲，还预备四处拜师。
“哥们儿以前没理想，现在有了，那就是当一摇滚艺术家。”
一个耳朵和手指对于音乐来说基本是残废的人居然确立这种理想，确实也可歌可泣。
一个星期过去，张彻更加废寝忘食，完全变成了所谓的琴痴，并在意识形态里正式将约翰…列侬推到了神学的高度。徒劳无功的练琴之余，他会背上“蜻蜓”牌吉他，流窜于师范大学西面的平房区。
那片平房里，居住着一些自诩为摇滚艺术家的闲杂人员，靠在酒吧街弹琴唱歌维持生计。此类社会贤达，生活内容倒也简单，白天练琴，晚上到酒吧演出，等待被唱片公司相中：一贫如洗，潦倒不堪。据说也有几个被音乐制作人叫到公司去当过伴奏，甚至还有小小混出点名气来的。但幸运者总是少数，而且一旦有人获得这种机会，马上就会被圈里人鄙斥。
“丫傻x一个，根本不是西方学院派的路子。除了媚俗之外没别的长处，要不怎么能被唱片公司看上？”
盼着被“发掘”，一旦被“发掘”了又立刻变成###，这大概是中国地下摇滚界特有的悖论。
不过这些平房里的社会贤达也不是完全浪费粮食，他们对社会还有一些贡献，就是协助派出所破案。一旦发生丢自行车、家庭主妇钱包被抢、打工妹被强奸之类的案件，警察就会把他们请过去。熟门熟路的，他们进屋就打招呼：“政府，您好。”
警察也很和颜悦色，对他们说：“来啦？那边儿请吧。”
他们便大模大样地走到墙根，解下裤腰带递给警察，抱头蹲下。双方开始就最近的治安情况进行探讨。警察一般会问：
“某天下午，你在哪儿混着呢？”
“不要说混，”摇滚艺术家说，“我当然在搞艺术。”
“时间地点。”
“一点到五点，在屋里练琴。”
“真的假的？那包子铺的小姑娘让谁x啦？那你们对门老太太的三轮车让谁撬啦？”
“政府，我真练琴呢。”
“口说无凭，你们先在这儿交流交流，一会儿人到齐了就知道啦。”
于是蹲在墙根的艺术家就叽叽喳喳地讨论艺术，搞金属的骂搞朋克的是傻x，搞朋克的骂搞金属的是傻x，大家一起骂和唱片公司签了约的是傻x。骂了一会儿，全体平房里的艺术家陆陆续续地到齐，几乎占了北京摇滚界的半壁江山。蹲得长了，未免有人提出要求：
6约翰…列侬的理想世界（4）
“政府，我想拉屎。”
警察说：“你瞧，心虚了吧。”
“不是，纯粹是蹲的，蹲久了肚子里的东西往下坠，绷不住劲儿。”
“那快去。”
去之前，还要把鞋带解下来。摇滚艺术家提着裤子、趿拉着鞋去拉屎，拉完了未免又动了点儿心思，妄图像鸭子一样一摇一摇地溜掉。谁想到警察早料到这一招，守在厕所拐角：“想跑？自绝于人民。”
“不是，”艺术家解释说，“我拉完才发现没带手纸，想回去拿。”
“不用擦了，反正裤子都穿上了，回去接着蹲着吧。”
蹲得差不多每个人都拉了一泡，事主才被警察带过来指认，这确实是一个类似于摸彩票的过程。摇滚艺术家清一色是脏兮兮的长头发，两三个月没洗过，如同脑袋上顶了一团墩布；浑身又瘦又臭，好像一条癞狗。事主往往看了几遍，也看不出，摇滚艺术家则在乱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