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军人哭嚎着，四脚着地，摸索到走道上，冲向光亮的门厅寻求庇护。电影院里有个不知什么人吓得嘤嘤啜泣。

珍妮在电影院座椅上把手术刀擦干净，放回皮包，并用温度计套子将它盖好。然后走去门厅，那儿传来大声呻吟，经理从门口向黑压压的观众探问：“这儿有医生吗？帮个忙！有医生吗？”

护士是有的，她去尽己所能提供协助。军人看到她，就昏了过去；并非因为失血过多。珍妮很清楚脸部伤口流血的情形；那是骗人的。他手臂上的裂伤倒是很深，得立刻处理。这名军人绝不至于流血致死，但除了珍妮似乎没有人知道——血流得那么多，又有那么多喷溅在她的白制服上。他们很快就明白是她下的手。电影院服务员不肯让她碰昏厥的军人，有人拿走了她的皮包。疯护士！疯狂刀手！珍妮很冷静。她以为，只要花点时间，等真正的主管机关了解情况，就会真相大白。但警察对她也很不客气。

“你跟这家伙交往很久了吗？”第一个在回分局的路上问她。

另一个稍后问她：“你怎么会以为他要攻击你？他说他只不过是毛遂自荐。”

“这小武器还真厉害，蜜糖，”第三个对她说，“你不该带着它满街走。这是自找麻烦。”

所以珍妮等她哥哥来厘清一切。他们都在一河之隔的哈佛法学院。一个还是学生，另一个已经开始教书。

盖普写道：“两人都一口咬定，律师这行业很低俗，但研究法律却是至高无上。”

他们到达时也没带来安慰。

“妈妈的心粉碎了，”一个说。

“要是你留在韦斯利就好了，”另一个说。

“单身女子自卫，”珍妮道，“还有更理所当然的事吗？”

但一个哥哥问她，能否证明她不曾跟这男人来往过。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另一个悄声说，“你跟这家伙交往多久了？”

最后事情搞清楚了，警察查明这名军人是纽约来的，有老婆和一个小孩。他在波士顿度假，而更重要的是，他很害怕消息传回老婆那儿。每个人都同意那会很糟糕——对每个人而言——所以珍妮未遭起诉就开释了。她嘀咕警察不还她手术刀，一个哥哥说：“看在老天爷分上，珍妮弗，你可以再偷一把，不是吗？”

“我不是偷的，”珍妮说。

“你该交几个朋友，”哥哥说。

“韦斯利的。”他们说过很多遍。

“谢谢你们一接到我电话就赶来。”珍妮说。

“家人是干什么的？”一个哥哥说。

“血缘最亲。”另一个说。但这句话引起的联想即刻让他脸色发白——她的制服还一片血污。

“我是好女孩。”珍妮告诉他们。

“珍妮弗，”大哥说，他是她人生的第一个模范——代表智慧与一切正当应为之事。他非常严肃。他说：“最好不要跟已婚男人搞七捻三。”

“我们不会跟妈妈说的。”另一个道。

“更不会告诉爸爸！”大哥说。出于某种油然涌起的亲情，他笨拙地对她挤了挤眼睛——这动作使他的脸孔扭曲，有一会儿珍妮还以为她人生的第一个模范得了颜面筋肉痉挛。

哥哥身旁的邮筒上，贴了一幅山姆大叔的海报。有个全身棕色制服的小小士兵，从山姆大叔的大手上爬下来。他即将在一幅欧洲地图上着陆。海报下方写着：支持我们的弟兄！珍妮的大哥望着珍妮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