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太累了，可能。”他不得不暂时接受眼前这个面目全非的现实。你总不能众里寻她千百度，一下子又拂袖而去吧？幸好她的声音银铃般悦耳，谈吐优雅。他想他还可以耐着性子与她共进一顿晚餐，最好在一家比较阴暗的酒吧，然后，唉，然后就他妈一骑绝尘。
晚餐桌旁，她强打精神扯了一些话题，他只是结结巴巴“嗯嗯啊氨”一些虚词。终于，她受不住了，嘎然而止，泫然欲泣；顿时他手足无措，心头油然而生愧疚之感；那份炽热的“网”中之情哪儿去了？你有权利以貌取人，但你没有权利冷落和排斥对方。
这样一想，他的情绪虽然仍冷静客观，却也慢慢开朗自如了，甚至变得很幽默；明姝的双眸虽然云翳如初，却也渐渐阳光斑驳起来。
两人在一块度过了短暂而漫长的3天。潘益军一边跟站台上的明姝挥手道别，一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情感历险终于结束：是什么在困扰你？好像什么也没困扰你；你解脱了什么？好像什么也没有解脱。不管怎么样，经过独特的浪漫尝试之后，心理上的深层次欲求已被发泄，回家的感觉很不错。
出了厦门火车站，潘益军蓦地听到旁边有人喊他的名字。
一瞧，天啦，竟是明姝！
“我坐飞机过来的。”她笑了那么一笑，“想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
“为……为什么？”他又处于口吃状态。
“尽管咱俩只相聚3天，可我已无法离开你了。我一定要嫁给你！”
“别……别别急，好吗？”他擦了擦额头的汗，停了停，好像一下子又把口吃擦掉了：“我想我要到厕所去蹲一蹲。”
这是明姝听到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事情至此已变得荒诞。潘益军开始了他长达两个月的逃亡生涯，叫朋友替他办了停薪留职手续，先是在本市东躲西藏，后来干脆到珠江三角洲一带溜达，可明姝总是幽灵一般纠缠着他，他的手机不敢打开，一段时间，他的传呼机成了她“迫害”他的惟一途径。没办法，他只好把它扔了。
眼看风平浪静了，惊魂未定的潘益军潜回厦门自己的家，打开心爱的电脑，第一条信息，第一条信息又是明姝的问候！
接下来是她的30封柔肠百转的信。他怒火中烧，当即敲打键盘，乒乒乓乓给她发出一个严厉的警告：“如果你胆敢再来胡搅蛮缠，我发誓，非得到法院去控告你的性骚扰不可，不管你家老爷子的面子有多大！！！”
一写完，即一拳把键盘击坏，又捧起电脑主机连同显示器，一古脑儿扔进楼下的一口废弃的水井。
永别了，互联网！
后来，潘益军到上海寻求发展，与人合伙创办起一家颇有些名气的单身俱乐部。笔者经朋友介绍，还专程去那里采访了一次。
婚姻？独身？
（1998年3月28日，上海其单身俱乐部。俱乐部负责人之一潘益军先生，安排我现场采访了5位临时搭配在一起度周末的独身者。本来有6位，缺席的男士刚接到紧急出差传呼，走了。“出场阵容”是：张女士，4o岁，剧作家；解女士，34岁，时装设计师；谢女士，29岁，医生；孟先生，35岁，影楼经理；徐先生，26岁，公司职员。下面是谈话录，笔者稍作整理。）笔者：我不是一个独身主义者，但我很高兴跟各位做个朋友。
我想知道，在你们所属的这个俱乐部，为什么每一处party，都搭配6个人？眼下咱们这个圈子，加上我这个“临时替补”，也是6个。
徐：这好像是向香港一家同行业“单位”学来的。6个人不多不少，人多太吵，不利于交流，人少又太亲密，可能会冷常独身者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讲究一个不即不离。
笔者：作为一个局外人，我不免有点疑惑，也许是一种思维习惯的错觉，总多少感到单身俱乐部越发展壮大，好像反而越接近婚介所的性质？
孟：哪里？我猜你指的是肯定有男女在这里拍拖结婚的。事实是，哪里有男女，哪里就会有婚姻诞生，在单身俱乐部当然也不例外，就我所知，这是极少数。我们来这里，没有具体的目的，当然就不存在针对性和功利性了，或者不如换一句话说，大家只是在找一种纯粹的感性吧，因为独身很容易使一个人的感性受到限制。
笔者：单身一族的出现，概言之，是现代人自我意识的增强、社会观念和生产模式的转换带来的改变，但具体到个人，原因肯定又千差万别。如果不太冒昧的话，是否可以请你们谈谈各自的情况呢？
解：当然。坦率地说，我之所以加人独身者行列，是因为在各个方面自我感觉都不错，很早便在心里定下了高格调的择偶标准，虽然现在青春逝去了大半，仍然决不下浮，宁缺毋滥。
我很清楚自己的弱点是期望值过高。从前做大学生时，我曾经私下里很崇拜一位男士，从此也就用他的标准衡量每一个男人。其实，我很心仪的那位男士只是我偶像化了的影子，我得不到这样的男人，即使得到，跟他共结连理，我恐怕依旧会失望。所以，我不结婚。
既然已经捞起了话头，我就想谈谈才女、名女人难嫁的问题。我有一个朋友，在电视台做节目主持，格调高雅、品味脱俗，找不到理想的对象，一不小心插足别人的家庭，闹得满城风雨，最近听说已被逼疯了。
记得曾读过一篇文章，说得蛮不错：很多家庭主妇，她们虽然憎恨暗娼，但更嫉妒那些比她们有才华有魅力的女人。丈夫如果偶尔拈花惹草，她们或可以忍受，但如果有一个比她强的女人做他的情人，那她才感到自己真正受到了威胁。她们不愿意检讨一下家庭为何出现危机，而是把责任全部归咎于那些“可恶的第三者”，所以每每听到女歌星女影星女作家女经理离婚时，这些家庭主妇大多是幸灾乐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