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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阳火车站门前的治安岗亭，有这样一幅醒目的标语：“请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羊城火车站广场有个牌子，最初，上面写的是“有困难，找民警。”几年后换成了“请不要在此大小便。”又过了几年，在各种办理假证件，招聘公关小姐的信息中，可以辨认出一行黄色的字：“坚决打击两抢一盗”

我们的眼泪应该从1983年流起。

一些无业游民最先来到火车站周边，他们经营小生意，集聚一些资本后，就开始炒票。火车票、汽车票，成为黄牛党在市场上呼风唤雨的盈利资源。面对市场竞争，老乡聚合在一起。这是一个以生活地域和方言为划分特征的松散团体，除了倒票之外，还从事拉客，两年后，私人运输的车辆越来越多，一个以本地人为主的拉客仔群体出现了。原本互不干涉的两个帮派开始出现摩擦，爆发了几次大规模的械斗之后，黄牛党失去霸权地位转而向旅客兜售假发票，他们找了一群臭烘烘的老娘们在出站口卖地图和列车时刻表，老娘们装成发传单的样子，如果有人顺手一接，那么一大群人马上围了过来，无奈之下，只得花高价买下才能安全走掉。

在90年上半年，他们开始雇佣外省的无业游民，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羊城火车站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形势。

1991年，春节前后的“民工潮”超出了人们的预计。客流高峰迅速出现，大批外来务工人员滞留在羊城火车站，几千人流浪街头。火车站及其周边地区的治安状况迅速恶化。从事非法营运的黑车越来越多，数以百计的拉客仔将人哄骗上车然后将旅客在半路甩下。

“踩脚帮”和“丢钱帮”就是那时兴起的。

“喂，小子，你踩我脚了。”一个人故意往你的拉竿箱上踢一下，然后对你这么说。在这一刻，你的机智和应变能力会受到考验。

你有三种选择，一，若无其事的继续往前走；二，大吼一声滚蛋；三，低三下四的道歉。任何一种选择都有可能导致一大群痞子把你包围，包围之后就是敲诈和勒索。

“丢钱帮”属于一种低劣的骗术，利用人贪财的心理，很容易被识破，值得一提的是，羊城火车站附近的骗子在恼羞成怒之后会实施抢劫，也就是说，这是一群伪装成骗子的劫匪。

随着警方的打击，不少犯罪团伙不得不另辟蹊径，“踩脚帮”在逃避警方打击的过程中改变了作案方式，利用孕妇儿童、病人和老人来卖假钞和假车票。以张凯为首的犯罪团伙，开始拐卖和强迫妇女卖淫，他们在火车站四处寻找那些从外地来打工的年轻女子，以介绍工作为由，骗上车将其拐卖。曾有个以手淫度日的老光棍，花8000元买了一个媳妇，多年后，当地警方将那女子从一个封闭的石头屋子里解救出来时发现，女子已经精神失常。

91年，内地的“发廊”还被称为“理发店”，而在羊城就出现了不洗头的“洗头房”，还有很多小旅馆，旅馆设施非常简单，多数房间内只有一张由两条凳子架起的床板，那床不是提供睡觉的，而是提供卖淫的。

92年，周伟纠集46名老乡，也开始介入到拐卖妇女的犯罪利益中来，不仅如此，他们还联合当地烂仔，结伙在车站以冒充旅客亲戚、朋友或朋友的司机等接站的方式，对旅客实施诈骗和抢劫。

从此，各种新型犯罪现象不断滋生。

93年，王井记专门物色一些流浪街头的少年，负责向他们提供吃和住，并对这些孩子进行犯罪技巧培训，一帮职业小偷出现了。

仲山大学的傅未明教授一下火车就被偷走了包，警察在多方调查未果的情况下不得不使用特殊手段才找回来，在一个出租屋里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我来找你，我现在的身份不是警察，而是你的朋友。”

“直说吧，你丢了什么？”

“一个包。”

“包里有多少钱？”

“一分钱也没有。”

“那……”

“就有几张破纸，是一份学术论文。”

“好，你等我二十分钟。”

“恩，请你喝酒。”

95年，有一伙喜欢穿黑衣服的人长期在火车站抢夺旅客财物，被称为“黑衣党”。他们大多在晚上活动，如果是在白天，他们就蒙面抢劫。

97年，以三文钱为首的“丐帮”悄然兴起。

98年，迷药抢劫频发，帮派内称这种手段为“杀猪”，而后演化成飞车抢劫，又以“砍手帮”臭名昭著。

99年，手持据称有艾滋病毒的注射器威胁索要旅客钱财的“扎针党”也出现了。各种犯罪行为的聚集，使火车站一度有了一条200多米的“惊心路”，人们走过时都要提心吊胆。

西广场通道人行天桥的二层平台上，每天都有十几名男女或坐或卧，他们大多神色萎靡，衣衫褴褛，深陷的眼窝中流露出冷漠的神色，一个三十岁的人看上去象五十岁，一名面色发青的男子，朝天撅着屁股，褪下的裤子都懒得提上去，他刚刚在自己的腿股上注射了用水稀释的白粉，裤子还没提起来就把眼睛闭上了。这里是火车站附近吸毒者的栖息地，他们正大光明的吸毒，为了搞到毒资就在天桥上向过往旅客偷、抢和敲诈。离天桥不远处，火车站雇佣的保安手握一根棍子，紧紧盯着天桥上的“瘾君子”们，他的职责除了看管寄放在这里的摩托车和自行车外，最重要的就是阻止瘾君子下到这里来，如果他们要是下来，他就拿棍子打他们。

面对严峻的治安形势，从83年以来，各级政府年年组织多方力量，开展“严打”行动，大量犯罪团伙被摧毁，然而，严打的效果并不能持续很久，整顿过后，故态复萌。犯罪团伙重新洗牌，通过暴力分割势力范围。例如“拉客帮”被打掉之后，分裂成五大帮派：“郑老五帮”，负责站西路一带；“山头帮”，负责走马岗一带；“潮哥帮”，负责沙涌南一带；“刘四帮”，负责暖草公园一带；“老杨帮”，也同在站西路。当时5个帮派中，“郑老五”和“刘老四”稍大，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摩擦，但都不能吃掉任何一方。

在各帮派之间争抢地盘的过程中，“背包党”逐渐控制了火车站的拉客市场，邹光龙成为了野鸡车市场的老大，他拉拢腐蚀工作人员，很快控制了站东广场的拉客市场，又控制了“野鸡车”的客源。

2000年，以邹光龙为首的羊城“背包党”出现了。

据当地电视台《社会纵横》调查报道，有近1000名从事拉客住宿的成员活跃在火车站广场。他们分成20个队，每队由一名队长分管50人。

背包党最初只是为野鸡车和旅馆拉客，后来他们的包里装上假发票、假车票、酒店介绍和假证件，整日游荡在火车站、省汽车站、市汽车站和留花车站之间，主要瞄准外来人员，偷、抢首饰、手机、背包，卖假发票，调换假钞。随着队伍的壮大，这些犯罪分子甚至敢与执法人员对抗。在火车站曾经有多次群殴事件，几百“背包党”成员与保安数次发生冲突，警察鸣枪才得以制止。

邹光龙名声渐响，成为火车站的黑帮老大，多个帮派都想拉其作为靠山，他开始招集马仔一两百人为打手，向各帮派收取保护费，甚至一个水果摊一个电话亭都不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