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猎物是食物

（看来穷人富人有一个最简单的参照物，谁还在为食物操心，谁就是穷人。）

穷人当然比不得富人后羿，听说当年他吃腻了龙肝凤胆、山珍海味，某天竟发了飙，挽弓搭箭，一口气射落了天上九张“烙饼”。害得嫦娥小妞七七四十九天天天都吃烙饼，最后竟偷吃仙丹飘飘直上广寒宫。

剩下那一张，穷人夸父发誓要追着、擒着、然后“吃并快乐着”。可惜，穷人的飞毛腿毕竟比不得富人的射天箭，夸父最终“烙饼未吃身先死”，常使穷人泪满巾。

俗语云：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当然这不是天下金枝玉叶或名门闺秀们的理想。对那些林妹妹、宝姐姐而言，等锅下米或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是难以想像的。生活对她们而言，不就是“饭来张张口，衣来伸伸手么”？

不高兴了还可以推说“微恙”、“欠安”、“心情不好”，又摔盘子又甩碗，视鱼肉为瓦石，视鱼翅熊掌为粪土。她们并不比小猫小鸟吃得多，似乎上帝造夏娃，给她定的胃袋就只有二两三钱的容积。什么“如狼似虎”，什么“风卷残云”，什么“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自然都给了穷人，市井的穷人们长年处于“饥不择食”的状态，随时准备解下勒了一圈又一圈的裤腰带，不管是兔肉、驴肉还是“同胞”肉都伸出獠牙“开干”。

一个铜板也能憋死一条精壮汉。上帝他老人家当年发了狠心把亚当夏娃撵出伊甸园，罚到人间做苦力，原因仅仅因为其“偷吃了苹果”。饥寒起盗心，可见上帝所恼怒的正是人类改不掉的“食”性。

考量一个国家的穷富有“恩格尔系数”。据说，食物比重占的多就是穷国。而对穷人来说，食物就是“穷人”的“恩格尔”。

杨白劳在高唱“买了二两棒子面，欢欢喜喜过个年”时，黄世仁则在踌躇满志，磨“刀”霍霍，把如花似玉的杨喜儿当成了新年第一只猎物。穷人们都知道自己的梭标马刀鸟枪不足以捕获一头“千古伟业”，他们也更加清楚，抱负、理想、照汗青之类终归是奢谈。“与其临渊慕鱼”，不如回家杀猪或吃青菜豆腐。他们明白，啃窝头固然不算辉煌的“猎”迹，嚼萝卜稀饭也不算彪炳史册的盛举，但“身为穷人，只能如此”。

如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圣贤非要他们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憋，千里奔袭取上将头颅，两只空手套回一只白眼狼，他们会哭得像个泥人似的大人啊，请高抬贵手吧，我不是这料，你还是让我啃窝头喝稀饭吧！

因此，《武松打虎》虽至今还供在穷人家的神龛上，享受着无数穷人的嫉忌与艳慕：那虎骨啊，那虎鞭啊……，然而，为效仿武松打虎而只身前往景阳岗的穷人却鲜有耳闻。即使也有穷人连喝100海碗烧酒，但结果往往是醉成泥球，又呕又吐，不成体统，连根哨棍也拿不稳。醉翁之意不在虎，而在于酒，穷人酒醒之后没准会来一句：好酒，再来100坛！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可惜历史最终证实了，虽有捕猎的一流军师范增，霸王说到底也只是个吃生猪蹄的“穷”人。穷人给一碗饭就感恩戴德，没齿难忘。韩信同志当年“一饭千金”，正是他不是一个一流猎手的证据，所以结果只能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了老萧的猎物。

饥饿是社会的马达，食物是马达的燃油，如果你想知道你是不是一个穷人，你可以想想看，你是否还在为“燃油”操心，你是否是别人的“燃油”？

穷人的衣衫是伪装

（很多时候，你根本不能从外表上判断谁是穷人富人，比尔·盖茨常常穿便装，城市里的打工仔倒是天天西装革履。）

稍有一点市民阅历的人都明白“衣冠不振，恕不接待”的生存含义，何况这仍然是一个“只认衣衫不认人”的“误会型”的时代。

无法想像，五星级宾馆的小门童会让一个穿着比孔乙已还孔乙已的“亿万富翁”从眼皮底下堂而皇之地钻进宾馆。孔乙已先生的打扮不仅“摩登”，而且煞费苦心。其穿着长衫的喝酒与排出几文大钱的驾式其实相差不多，一副落魄秀才穷酸相。而这长衫虽又破又脏，但终究标榜了读书人的上流阶层，与整日往来于“咸鱼鲍市”引车卖浆的短衣帮有着“衣衫上的阶级高低”。

人靠衣妆，佛靠金装。要把银行帐头上的三位数变成十位数，要把“饿得瘪瘪的钱包”喂得肚满肠肥，要把自行车换成奔驰宝马，实非一朝一夕之事。然而，从衣衫上比肩富人或战胜富人却是经济快捷的。因此，天下拜富族摇身一变，变成了学富帮。他们像富人一样大腹便便地走路，气焰嚣张地说话，目中无人地行事。他们甚至比富人更像富人，那忙着打手机的忙碌，那大呼小叫的派头，那皮尔·卡丹或夏奈尔的行装，让不知底细的人以为他们有何等产业，何等的有来头。这就像时下流行的“明星模仿秀”，除了不是明星本人之外，这些模仿天才简直可让天下观众以为他们正是明星们的孪生兄弟或克隆品。

更有甚者，还有一群人专门衣冠楚楚，跟在要人身后“混吃喝”。请客方以为他是客人方的，客人却以为他是请客方的。于是他们便“有模有样”，吃得“有滋有味”。显然，如果换作一名乞丐，可能当场就会被棒打出门。这些吃喝高手，久走夜路没撞到鬼，漂亮的衣衫，功莫大焉。

在财富年代，人们习惯按“领”分人，蓝领下人、白领工人和金领主人。后来又衍生了粉领佳人、灰领穷人之类。这就像古代中国，三公九品，穿什么衣，戴什么帽，套什么靴，那是万万不可乱来的。如果一个男人穿了黄袍，只有两种可能：一种他是皇帝，一种他想当或要当皇帝。赵匡胤被黄袍加身之后，只能当皇帝，造周皇帝的反，否则便只有等死，等诛九族。

现代社会的平等性首先就是衣衫的平等性，穿衣的自由正是现代民主自由的题中之意。似乎，穿与不穿，穿什么与不穿什么都无关紧要，自然也不会有风化警察来逼迫你“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既然当富人有那么多舒服，过份“阔人”瘾总还是不错的。但可惜我们看到的却总是这样的景象，富人和穷人的装束泾渭分明，永不相混：穷人穿棉衣，富人则穿化纤；穷人穿化纤，富人却穿棉布；穷人穿便装，富人穿西装；轮到穷人穿西装的时候，富人却穿起便装或唐装、中山装。

穷人就这样在富人的屁股后面追呀追，而富人却以时尚的名义在前面飞呀飞。一个拼了死的要学，一个拼了命的要躲，这好比井水与河水，井水要犯河水，河水又偏不让井水犯，这倒有趣得很。

所以，单就衣衫而言，穷人追得辛苦，富人躲得够呛，而这天下仍然有长衫族与短衣帮，便服派与西装党的分野。所以我们才说衣衫是穷人暴“富”的原伪装。

穷人的地位是泥巴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泥巴，穷人就是泥巴，处于食物链的最末端。穷人整体处于弱势状态，穷人就是永远的弱者。股市上的弱者是散户，社会上的弱者是穷人。穷人容易上当，一方面是因为穷人见识有限，另一方面也是穷人的弱势地位所至）。

泥巴是最佳的建材，再阔大的亭台楼阁、华屋大殿，再夺人心魄的瓷瓶瓦缶，都源自于泥土。泥土就像水，无形无势，它们必须由别人来加以设计，组合，煅烧。伟大的是宫殿，获利的是工匠，默默无闻的，默默奉献的却是泥土。骚人墨客会来一篇《阿房宫赋》、《二京赋》，却至今没有谁来一篇《泥巴赋》，发一声感叹：啊，泥巴，多么伟大！

物以稀为贵，泥土，从理论上讲，那是司空见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太阳虽然跟它差不多，但却高悬天空，让人既景仰又诚惶诚恐，而泥巴却分明被踩在人们的脚下。

用食物链来定位穷人，实有挑起穷富战斗，煽动仇富宣传的嫌疑。毕竟这个“吃”字与“供”字，让每个穷人都会发出“富豪大款，宁有种乎”的绝望与冲动，也许会再闹出“揭竿而起”的流血冲突。穷富阶层在数量上的不成比例，往往会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之一。

话说美国、日本和中国三个穷人同时到富人区参观，回来被问及是否嫉忌。美国穷人说：不，我要超过他们。日本穷人说：嫉忌，但我会跟他们交朋友，了解他们致富的秘密，然后超过他们。中国穷人却恨恨地说：咋不嫉忌，我恨不得一把火把富人区烧个精光！可见，穷富之间，还是不谈“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好。至少我们也得赶紧加一句：恐龙就是因为饥饿而死的！言下之意，塔尖的并不一定长命百岁，富人未必代代富人――这分明又是穷人在嫉忌了。

近来，枪杀“亿万富翁“的消息时有耳闻，如果这些偶发事件深藏了某种仇富的信号的话，那就太可怕了。中国人自信“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所以，至今中国的雅号仍是“讲道理的君子国”。然而，穷人有时也难免有“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悲愤。当穷人上了当之后，或者吃哑巴亏，冒一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或者就是学花和尚冲动得干出蠢事，害人又害已。这显然是弱者的无奈。要是中国的穷人都不再相信他们祖祖辈辈信仰了几千年的“道理”，那打断食物链，想当黄巢或洪秀全的穷人将此起彼伏，前赴后继。

泥巴不能寄希望于捕一头大鱼一夜暴富，也不能寄望大鱼洒几片鱼鳞立刻富可敌国。泥巴最要紧的事情，不是变成虾米，然后变成小鱼、大鱼，而是以泥巴的方式孕育财富，比如长出庄稼。只有不荒废泥巴的生财之道，成为泥巴中的富饶丰美之地，泥巴才能超越食物链的命运。

穷人最大的悲剧是把富人盯死，以富人生活来设计人生。

穷人的财富难自保

（穷人只有一个破碗，富人有一大堆财产，一般人就总以为富人更容易蚀财。殊不知阎王不嫌鬼瘦，要饭的，拣破烂的，手里攥半个烧饼，还有可能被比他更饿的人抢去。人为财死，财富往往是灾难之源。但你会发现被谋财害命的，更多的却是穷人。穷人可怜，穷人的自保远比富人更难。）

富人家高墙深宅，保镖如云，三步一哨，五步一岗，狼犬如虎，门卫如关公秦琼，无论小偷还是大盗，无论“云中燕”还是“草上飞”，想偷袭富人都胜算不高。虽然劫富济贫是中国最让绿林好汉振振有词、津津乐道的事业，最让穷人五体佩服、热情讴歌的“盗也有道”，但不得不承认，能有鲁智深的铁拳，武松杨志的刀法的穷大侠实在寥寥。很多劫富济贫的冲动最终不过是自投罗网、自不量力的拙劣表演而已。

要等大侠们哺育嗷嗷待乳、多如牛毛且贪婪能吃的穷人，无疑是很可笑的。就算穷人能等到大侠们“分发银子”，穷人们也许会为谁多分了一钱二厘打得头破血流。穷人固然能从富人那里“偶得”，然蓝霸天一旦回来了，穷人还不是遭反攻倒算，连本带利还给他？因此，天下之大，穷人想暗算富人，谈何容易。近日网上盛传比尔·盖茨被枪杀，而结果自然是谣传。如果世界500强富翁都比镇关西或西门庆还容易被“暗算”，那当富人看来也实在是一项比当特务还危险的职业。事实上，富人的安全性是与财富多寡成正比的。

相应，夺取穷人的财物却是容易得多。一来穷人并无防弹衣、保镖，防卫措施也几乎为零。二来穷人并无名望，穷人盖茨与富人盖茨，其社会影响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三来穷人并无了不得的关系与见识，吃了亏并无一帮律师、拳师或要人大腕出来奔走呼告。何况，抢半个烧饼也算不得什么惊天大案，值得国际刑警到处追缉。有了这么多的原因，所以穷人反而更容易成为谋财害命的理想对象。

葛朗台有藏金藏银的秘室，钥匙直到死都穿在背心里，这当然很辛苦，但却毕竟很保险。穷人捡了一锭银子，却不知道放在哪里，连埋在土里都不放心，还要竖一块牌子“此地无银三百两”。殊不知可恨的“高邻”不仅掘银而去，还洋洋得意，回敬以“邻人阿二未曾偷”。这也可见穷人有了一点小财富之后的无限苦恼，连埋在土里都不放心。

另外，穷人得了一点小财往往得意忘形，到处宣传，结果为小偷大盗所知，被洗劫一空。富人即使日进斗金仍不露声色，还要装出“这么少，真真叫别年了”。穷人乌进孝又岂能惴透富人贾珍心中的窃喜？

诸如“财不外露”之类的秘笈都是穷人的血泪杰作，可惜最终遵守执行的却是富人。

穷人离不开单位

（穷人因为自身的卑微，缺少安全感，就迫切地希望自己从属于什么，能和很多人一起，变成一个庞大机构的一员，就像寒冷中的鸟儿，挤在一起彼此取暖。）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就干个体”。对穷人而言，混到“干个体”的田地，实在是失魂落魄的可怜事。因为穷人是离不开单位的，一离开，就断了根，失了魂。卢俊义一离开朝廷马上就投奔了梁山。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黑社会，只要是“能留爷”的单位，老卢都干。这也是穷人的单位定律。

问一个中国人，必须要问的题目有籍贯（看是否同乡）、学校（看是否同校）、职业（看是否同事）等。目的只有一个，看对方与自己是否有相同的元素，一旦有，裙带主义症便立刻发作。在中国做事，同族、同乡、同事、同志之类非常重要。这些都是见不到却非常厉害的“软组织”，有着惊人的“软资源”。

当然，硬组织就更为重要了。

因此有人说中国是一个“单位症”盛行的国度，每个人都拼尽全力去归属某个机构，穷人尤其如此。唐僧会向番邦宣讲“贫僧乃东土大唐派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唐三藏”云云。说白了，唐和尚就是要让番鬼们明白，眼前的大和尚可不是简单的秃头脑壳，这就是是单位的好处。然而佛祖或达摩并不提什么国什么庙什么僧。他们只需说“在下佛佗”或“吾乃达摩”，来人便会立马顶礼膜拜。这是穷与富、贱与贵、低与高的分殊，同时也是单位之于穷富贵贱的差异。

富人也离不开单位，因为他们必须靠单位来为其服务，生财，聚利。单位是富人的工具，而穷人则是工具箱里的零件。

单位就像蜜蜂王国，工蜂与工蜂之间的力量足以建起一座无以伦比的蜂巢大殿，酿制出无数甜美无比的琼浆。然而工蜂却必须在饱食终日的、大腹便便的蜂王统御下，劳累奔命，死而后已。奇怪的是，工蜂并不各自走散，相反，对于危害王国的来袭者，它们会拼死护卫。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在王国里工蜂们虽然是受剥削受压迫者，但亡了“蜂”国，它们便什么也不是了。

大雁就深知这个道理。猎人所能捕获的多半是失群的孤雁，对于全攻全守的雁阵，他们反倒无可奈何。从个体户的暴发与公务员的下海，不难看出富人致富的秘诀。他们并不依赖单位。相反，他们制造自己的单位。他们无需单位庇护，而是建设单位庇护别人。

鸟儿挤在一起固然暖和，但比起住在空调房，穿着羽绒服与保暖内衣，喝着热饮料，唱着歌的鸟王凤凰而言，这点暖实在很可怜。一个单位所能提供的庇护只是一张“过期作废”的支票，难保不出现让你中场被n个替补替补下场的悲剧。穷人的安全建筑在单位的安全，需每天烧高香祈祷单位长命百岁，无病无疾才行。但这不是一个穷人所能左右的。

只有穷人不再是单位的仆人，老板的过河卒子，不再把宝都压在单位身上，穷人才有可能翻身成富人。

穷人无权当导师

（一个穷人永远也不可能去指导富人怎样致富，怎样过上好日子，哪怕他说的都是真理，也无人会听。）

这是当然的，人微言必轻。

先知教导我们“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又说“不以言废人，不以人废言”。所以基督与强盗同刑，被罗马人戴上荆冠，拉上十字架之前，仍然有彼得、约翰之类相信他的“圣言”。然而，从圣言到《圣经》，从十字架到十字架圣教，毕竟那是在基督复活之后的事情---一个人能死而复活，可见不简单！相信的信徒一多，基督教便真正“教”了起来。

群众虽然不全是尼采言语中的“蠢货”，等待“超人”同志的驾驭，然离“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仍有不小的距离，否则匹夫匹妇也不会在北京菜市口一个劲地啃食“大明第一忠臣骁将”袁崇焕的骨和肉了。

尽管如此，群众的逻辑素养仍不能低估。如果你说的都是致富的圣经，那你为什么还穷得叮铛响？还要在市井里兜售什么秘笈绝招？想让人信服，首先你必须作个榜样。比如，未庄盛传阿q发了，只需看他那沉甸甸的腰包和一手抓出一把“金的”“银的”，就比阿q敲锣打鼓到处宣传发富史来得更有说服力。

中国盛产隐士高人，大隐隐于朝，小隐隐于市。其实他们中没有几个是真正安了心在荒山野岭中炼丹说道的。曾有个“山中宰相”，既是宰相又是隐士，既在朝又在野，既是民又是官，好不安逸。他要是做起隐士们的导师来，相信他的道所门前将寸草不生。又比如卧龙先生孔明同志虽躬耕于南阳，布衣一介，却早是名声在外，如当起道士们的导师，他有呼风唤雨的法力；当起政客们的导师，他有隆中对，天下乃三分的道行；当起宰相的导师，他有《出师表》，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道德；当起军事家们的导师，他有六出祁山，泪斩马谡的勇气……诸葛要是开口讲法，相信气势比孔夫子还排场。在常人家里，未必供诸葛，但他那半神半仙半道半妖，出为将入为相的智慧与功夫，早已镌刻在了中国老百姓的心中，早被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孙猴儿说“我是齐天大圣”，仙界地界人界一片嗤然我靠！一只小皮猴而已！当孙猴儿大闹龙宫大闹天宫大闹地宫，吓得人神共惧的时候，连玉帝佬儿也赶紧讨饶“朕准你齐天大圣！”有句谚语说得好：空袋难直立。没有实力便没有发言权，即使说也是拾人牙慧或形同废话。

尽管人们也不免相信“张半仙”或“小诸葛”之类的算命测字，但那大抵是图个吉利，求个安慰。可对于如何致富、如何立业这类大问题，人们几乎都清一色拜有钱有业之人为师。他们的多财与丰业本身便是当导师的第一资本。因此，即使他们说得废话多于文化，学徒们也会胡诌一段“马屁经”来。这也是“解释家”惯于牵强附会的原因。朱熹同志的道学，纯粹是对孔夫子著作的强奸，而明代人却高唱“强奸有理”谁叫朱夫子那么博学，甚至可以开起什么书院，当起祖师爷爷来呢？

托尔斯泰出名之后，周围围了一大群景仰他的人，把他说的每句话都视作真理，每个动作甚至吃饭入厕都视为大事，一一记下。这些人的动机很简单，希望从老托那里沾点文学细胞。

穷人之于富人，大抵也是如此，又嫉忌又崇拜。

穷人没有资本

（穷人的钱永远只是生活消费资金，和资本的性质完全不同。报刊上那些发财的故事，无论多么精彩，对穷人来说，就像一部武侠小说，闲来读读，不过是茶余饭后的精神体操而已。）

资本，从它诞生那一刻起，它的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对于普遍穷人而言，资本，从道德上讲，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臭东西。然而，穷人却笑眯眯地在资本的操纵下，每天表演着鸬鹚与渔夫的正剧。

有两只穷山羊同时到老山羊家里“借白菜”，有一只借了一车白菜回家，另一只却借一袋白菜种子回家。到了春天，两只山羊又相聚在老山羊家里，借了一车白菜的山羊这回仍然来借白菜，而借种子那只山羊却拖了一大车白菜来还老山羊。

用人类的故事来讲就是，两个穷人同时到一个富人家里“讨生活”。一个借了一大堆奶酪，一个借了一小笔金钱。最后，借奶酪的坐吃山空，只得再次向富人继续讨奶酪，而借金钱的穷人则用这笔钱投资，结果成了富人，连本带息还了债。对于借出奶酪与金钱的富人而言，借奶酪叫“大斗进，小斗出”；借金钱叫“放帐投资”。

有一位仙人想帮助一位善良的穷孩子。他对穷孩子说，“只要我的指头一点，你要的东西就会变成黄金”，他问孩子想要什么。殊不知这个聪明的孩子说“我只想要你这只点金指”。授人与鱼，不如授人与渔，一旦有了渔的技术，天天喝鱼汤吃鱼丸都没问题。。

所以，富人都是渔利的高手，而资本就是渔利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