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气得我差点儿背过气去，太伤人了。后来我把这老畜生和那个施虐狂一块报复了一下，不过这事将来再告诉你们。我费了半天劲唯一的收获就是：看门人把我的鞋还给了我，这是她早上在楼道里捡到的：“看得出来，这鞋挺贵的，所以我就捡了起来，我想可能会有人来找的。”

我回去找那个侦查员，告诉他我的进展情况，并要他给我查验身体。他说他不能那样做：“要是立了案而又破不了，那我会受批评的。最好别开这个头。”

我这才知道他也不想帮助我。我感到绝望极了，好象整个世界都跟我过不去，真想一死了之。当然，我没死，而且我现在很高兴我没死，因为事情的结局很好。

“那你是怎么报复他的呢？”女人们问。

“妙极了。直到现在他还在为那次生日付出代价，而且将来付出的还要多，虽说并不是我干的。现在我一提起这事就恶心，另找时间再给你们讲吧，姑娘们。”

“好主意，”瓦伦蒂娜说。“我们女人不断遭到骚扰，受到污辱，但有时我们也进行报复，哪天我们该谈谈这个问题。”

大家都同意。现在该佳丽娜讲故事了。

故事之六

不同政见者佳丽娜讲述了她何以代人遭受过强暴。

我的不幸遭遇是由于我自己的愚蠢，而不是由于本来可以信任的人：树友为敌是我自己一手造成的。

一年深秋，我由莫斯科出发去探视斯拉瓦。我乘坐的车晚点十分钟，而这十分钟是很关键的。问题是，根据列车时刻表，列车到达波马后仅二十分钟，去斯拉瓦的集中营所在地巴拉什沃的列车就要开车。在这二十分钟里，我要带着一堆沉重的包裹下车，过长长的天桥，然后还要走几百米才能赶上去集中营的列车，他们管这趟车叫“杜鹃”。不管怎么说，显然我赶不上“杜鹃”了。但我又耽误不起：探视被安排在第二天，要是赶不上那趟车，第二天上午就到不了巴拉什沃，而中午一过就没再为我安排探视了。这样我就会失去一天，我们相聚的时间就不再是三天而只有两天了。也许会因我迟到而完全取消这次会面。一切的一切都可能因晚点十分钟而泡汤，这太不公平了。

我跳下乘坐的莫斯科来的列车，急忙走上天桥。我手里拎着几个小包，身上背着个大旅行袋，气喘吁吁，浑身冒汗。

刚走到天桥中央便见“杜鹃”在脚下徐徐开动了：三节乘客车厢，一节一面带窗户的犯人车厢。我把大小包裹摔在地上，坐到上面，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等平静了一会儿，我便决定到公路上去搭车。路上过往的车辆不多，但我还是站在路边，一有车过我就招手。几辆带车棚的卡车开过去了，驾驶室里有卫兵——显然是拉犯人上下班。自然，他们不会为我停车。突然，一辆拉油桶的卡车停下了。司机是个小伙子，他探出头来问：“去哪儿？”

“巴拉什沃。”

“上车。”

我爬进驾驶室，把东西也都使劲塞了进去，车就开了。

他瞥了一眼我的包问：“你去莫斯科了？”

“嗯。”

“买东西去了，对吧？”

这时我本应告诉他实情，就说是来探视在劳改营的丈夫的，这样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但我担心，一旦他发现我是外地人就可能会加害于我。所以我就假装是本地人——这便是我最大的错误：“对，我到莫斯科买东西去了，那儿的食品很好买。”

他信以为真了。

“当然。你住哪儿？巴拉什沃？”

我只好说是，因为除了巴拉什沃和波马以外，摩多维亚的其它地方我都不熟悉。

“对，我住巴拉什沃。”

我没想到住在巴拉什沃的人都是同集中营有关的人。在集中营，特别是在政治集中营附近都住有这种人。

“你自己在那儿工作，还是你丈夫在那儿工作？”

我还是没意识到危险，说：“我丈夫。”

“噢，我明白了，夫人。”司机说。交谈就此停止了。我倒愿静一会儿，我要想自己的事，想与斯拉瓦的会面。我们就这样默默无言地驱车赶路。几个小时过去了，天已经黑了。

司机突然对我说：“瞧，宝贝儿，我不想再走了，我累了。我有个朋友就住在这路边。

他是木材厂的警卫。我们得在他这儿过夜，明天一早我带你去巴拉什沃。“

没有争辩的余地。只要明天上午能及时赶上探视，我不在乎在哪儿过夜，在巴拉什沃还是在路边。我们到了他朋友那儿，地方很偏僻，周围是篱笆墙，附近有警卫室。我指望着他的朋友会有家，他妻子会很好地照料我过夜。没想到警卫室就两个小房间：一间好像是办公室，墙上挂着图表，屋中有张桌子，几只凳子和一只铁炉子，另一间像个洞穴，只有一张床——这是我后来看到的。走进屋，我把行李放在墙角，然后坐在紧挨炉子的板凳上烤火：在卡车上灌了一路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