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达和几个新股东这一天在“天天渔港”宴请杨森。杨森走进来时，和那些所谓新股东们一一握了握手，算是认识了。其实他安达找什么股东不股东的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他收的是钱，而且是代表国家的。他和他们那些私营老板不一样，谁出钱参与他们的事他才不管，也管不着。只要他们把那些款付清，他早一点向上面交差，即便不付清他们慢慢的付，实际上他也不会有什么责任，只是他希望他们还是早一点的好，这也算是他的一个业绩，否则的话，如若他调走了，他也就管不着这一块了，交给下一任经理人就是了。

做为地道北京人的杨森对这群南方人在北京的耀武扬威，放纵傲慢，一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架势，实际是有些看不惯的，无非是政策好了，他们的机会多了，有机会进了京，挣了一些钱，那种小人得志的感觉，杨森早看在了心里，但他对这些也是很漠然的，似乎和他也没有任何关系。

对于从小在一个老革命父母都是军人的家庭里长大的杨森，他没有安达的那些权利欲，也没有安达那些在农村时的苦难，以及他那些的奋斗经历，他也没有想要征服这个世界的强烈愿望。他的一切都是在自然中成长和发展的，包括他做到了现在的位子，他觉得那都是他一步步走过来的，他不和别人争什么，他也不贪婪，更不会受贿，也不行贿。他觉得做人应该真诚，应该脚踏实地，应该与人为善，更不要做伤人心和寐昧良心的事。这个和他那老革命的父亲母亲的教导有关。杨森一共姐妹五人，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可是老父亲对他没什么偏疼，该锻炼就去锻炼，没什么客气的，所以，杨森也参过军，当过兵，并且由于父亲的缘故还得比别人积极一点，为的是不给父亲的脸上抹黑。杨森也很朴实，甚至还很俭朴。

安达这一点和他截然不同，他虽然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可他渴望成功，渴望城市，渴望过一种贵族似的生活。他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其实作为他一个政府派过来的国家公务员，以他的身份和地位，他是不应该经商的，同时事实上他也没有实力承揽几千万的生意，但他干了，而且还不只一个，他还把北京的一个曾经很著名的老厂――钢厂给买断了，也是和几个朋友。他的办法和资金来源就是在朋友手中集资，找各种可能找到的路子，包括到银行里贷款，他在之中耍耍空手道就把钱给挣了。有时遇上一个国家的贪官，他就送上几个“信封”什么的，事情就摆平了。

他买了“大奔”，是那种海关罚没的便宜货，可牌照上不了，他和陶雅若说了这事，一心为安达着想的陶雅若说：“我找找公安局的朋友看看。”

“那太好了，如果能上个警车牌照那简直是好极了。”安达高兴的了不得。

“行不行还不知道呢？你别忙着高兴，这可不是简单的事。”陶雅若说。于是安达催陶雅若给那朋友打电话，陶雅若打了电话，那朋友还真没说不行，但得等一段时间。

可没想到陶雅若手下的一个记者居然能办到军车牌照，而且很快就办好了，只是安达花了六万块钱，这个数对安达来说，那不算个什么。这下子安达可就牛气透顶了，他开着大奔，带着还是甲a的军车牌照，走街过桥什么的都可以大摇大摆的，不用小心翼翼，鬼鬼祟祟的了，并且可以不用接受检查，也不用交费。朋友们还真被他这神通和架势给蒙住了。他在朋友中美极了，但他从不说是谁帮他办的，朋友们都认为安达确实是一个路子广神通又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