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灭项羽、平定楚地后，诸侯联名上《劝进表》给刘邦，推举他为皇帝。

刘邦故作推托了一番，于这一年二月，刘邦正式称帝，建立了继秦朝以后，中国第二个大一统的封建制王朝，国号汉，定都关中咸阳，刘邦号汉高祖。

至此，从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之后，天下历经了八年的大乱，终于再次回归太平。

新官上任三把火，刘邦称帝后，做的第一件事，大赏群臣。

刘邦在洛阳南宫大宴群臣，席间，觥筹交错，君臣共饮。

刘邦显得特别高兴，面对文武百官说，“你们说实话，我为什么能够夺取天下？项羽又为什么会失去天下？”

群臣众说不一。

刘邦最后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供军需、给粮饷，我不如萧何。指挥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豪杰，我能用他们，所以能得天下。项羽只有一个范增还不能重用，因此最后败在我的手中。”

不难看出，刘邦认为张良、萧何、韩信是他最得力的功臣，这三人亦被称为“汉初三杰。”

其后，刘邦论功行赏。定萧何为首功，封他为酆侯，食邑最多。许多功臣心里愤愤不平，私下里议论不休。他们说自己跟随刘邦辗转南北，身经百战，而萧何只不过坐在家里发发议论，做做文字工作而已，毫无战功，为什么他的食邑反而比我们多呢？

刘邦闻知此事后，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猎人吗？打猎的时候，追杀野兽的是猎狗，而指示行踪，放狗追兽的是人。如今诸位只是能猎获野兽，相当于猎狗的功劳。至于萧何，他能放出猎狗，指示追逐目标，那相当于猎人的功劳。况且你们只是一个人追随我，多的也不过带两三个家里人，而萧何却是全族好几十人跟随我，这些功劳怎么能抹杀呢？”

众人听罢，都无言以答。刘邦把他们比作猎狗，这多少让他们心里有些不舒服，但刘邦毕竟是皇帝了，况且刘邦说的还算有些道理，只是比喻不当罢了。

诸侯分封完毕，接着是排位次。

群臣都说：“平阳侯曹参跟随陛下南征北战，身受70余处战伤，攻城掠地，功劳最多，应排第一。”

刘邦已经压过大家一次，重封了萧何，对排位次的事就不好再说什么，不过他心里仍然认为萧何应该排在第一位。

这时，关内侯鄂君说，“在楚汉战争中，陛下有好几次都是全军溃败，只身逃脱，全靠萧何从关中派出军队来补充。有时，就是没有陛下的命令，萧何一次也派遣几万人，正好补充了陛下的急需。不仅是士兵，就是军粮也全靠萧何转漕关中，才保证了供应。这些都是创立汉家天下流传后世的大功劳，怎么能把像曹参等人只是一时的战功列在万世之功的前面呢！依臣之见，萧何应排第一，曹参第二。”

鄂君的这番议论，正中刘邦下怀，于是顺水推舟，把萧何排为第一，准许他穿鞋带剑上殿，并封了萧何的父子兄弟10多人。这样，萧何位列众卿之首，被称为“开国第一侯。”

刘邦论功行赏、分封诸侯后，定都的问题又迫在眉睫。刘邦的第二把火，定都。

原先刘邦想在洛阳建都，一个叫娄敬的拉车民夫正好经过洛阳，听到这个消息，娄敬便找到在刘邦手下任侍卫军官的一个姓虞的老乡，说自己要求见皇帝刘邦，有重要的事情上奏。

那时楚汉战事刚结束，万事都在草创时期，规矩礼仪没那么多那么严，那个姓虞的将军便设法把这件事报告了刘邦，恳请刘邦能见一见他那个老乡娄敬。

刘邦觉得很奇怪，一个拉车的劳役一定要见他，还说有要事启奏，真是件稀罕事，不禁想见识见识这个车夫，便答应了召见娄敬。

娄敬听说皇上要召见他，十分高兴，便穿着他破旧的羊皮袄邋邋遢遢的就要进宫。那个虞将军让他梳洗一番，换件新衣服去见皇帝，可刘敬却不知好歹地说，“我原来穿丝绸，就以丝绸见皇上，原来穿粗毛布，就以粗毛布见皇上，我可不敢打扮自己去欺骗皇上。”虞将军没法，就把他带进了宫。

见到刘邦后，娄敬费尽口舌陈说利害，劝阻刘邦不要在洛阳建都，而要建都关中。

他对刘邦说，“陛下建都洛阳，是想与周王朝比肩吗？”

刘邦老实回答说，“有这个意思。”

娄敬便说，“陛下，您实在是不能与当时的周室相比，陛下得天下的情况跟当时的周室实在是大不相同啊。

周室的祖先后稷封于邰，教民耕种，人们像神那样敬重他。他的子孙积德行善十几代，一直到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天下诸侯都渐渐归附到他们的名下，于是灭了殷商成为一朝天子。可以说，周朝取天下是德取。环境宽松平和，所以周朝把都城健在洛阳这个四战之地也能确保平安，而今陛下自丰、沛起兵，卷蜀汉，定三秦，与项羽战荥阳、成皋之间，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百姓肝脑涂地，父父子子暴尸荒野不计其数，中原大地哭泣哀号之声至今不绝，伤残之人也尚未痊愈。可以说陛下取天下是暴取。在这样的险恶环境，建都洛阳实在是太不相宜了。

而关中之地则不然，它披山带河，四面都有要塞可固守，猝然有急难，百万之众马上可召集。陛下若建都关中，山东即使作乱，起码还可以保全旧秦那块故地。与人打架格斗，不扼住对方的咽喉，按紧他的肩背，就不能致人于死命，陛下占据关中秦人那块故地，就是扼住了天下人的咽喉，按紧了天下人的肩背，占尽了天时地利啊！”

刘邦听了娄敬这番话，拿不定主意，便征求殿前大臣们的意见。那些大臣们大都是楚地人氏，不想西迁，纷纷出来争辩，说了许多建都洛阳的好处，其中最有力的理由是“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由此可见洛阳是块福地，关中则是不祥之地。

刘邦问到张良，出乎意料的是，张良对娄敬的主意大加赞扬。他对刘邦说洛阳周围虽说也有关隘险阻可守，但周边那片土地狭窄，不过数百里，一旦有变则四面受敌。关中则不同，周围地势险要，中间又有沃野千里，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以那儿作根据地，进可攻退可守，还有广阔的后方作支撑，是大有作为的一片宝地，所以娄敬的主张更好。

对张良，刘邦是言听计从，于是刘邦决定定都关中咸阳，为了表示他的决心，刘邦立刻命令车驾西行。

那些反对迁都的大臣，见刘邦已车驾西行，也就无话可说，只好跟着刘邦西迁。

公元前202年五月，刘邦到达咸阳，并封娄敬为郎中，号奉春君，取迎接春天的意思，还大加恩宠，赐姓刘氏。娄敬从此改名刘敬，成为刘邦的近臣。

当时的咸阳历经战火，已经极为残破，于是刘邦暂居咸阳旁的栎阳，命丞相萧何营建咸阳城。

皇宫竣工后，萧何奏请御驾往视。刘邦于是从栎阳到咸阳，萧何接驾，导入游观。皇宫中最大的一座叫做未央宫，周围有二三十里。东西两方，阙门最广。殿宇规模，亦皆高敞，尤以前殿最为豪华壮丽。武库、太仓，分建殿旁，气象巍峨。

刘邦巡视一番后，嫌宫室过于壮丽豪华，责备萧何道：“朕之起义，原为救民。现今天下初定，民穷财尽，怎将这座宫殿造得如此奢华？”

萧何见汉帝责怪，不慌不忙地说，“正因为天下刚刚安定，才好借机多征发些人和物来营建宫室，况且天子以四海为家，宫室壮丽才能显出威严，也免得子孙后代再耗资重建。”

刘邦见萧何回答的如此得体，便转怒为喜道，“如此说来，朕未免错怪你了。”

萧何听刘邦在安慰自己，接着说：“微臣此事虽蒙陛下宽宥，但来日方长，难免有误，尚望陛下有以教之。”

刘邦微笑着说，“你做事颇有远见，朕记得当年攻破此地时，诸将乘乱人宫，未免有所携取，惟汝只取书籍表册而去，目下办事有条不紊，方便多了。”

萧何亦笑道，“臣无所长，一生为吏，对于前朝典籍，视为至宝，平日得以借鉴。今却为陛下一语道破，陛下天资聪慧，事事留意，真非臣下可及万一也。”

刘邦听了大喜，便指着未央宫的四周，对萧何道，“此处可以添筑城垣，作为京邑，就叫长安吧。”从此，咸阳便更名为长安了。

至此，西汉建都长安，萧何成为该城的最早规划和设计者。

建都之后，刘邦就安下心来和众臣开始治理国家。刘邦的最后一把火就是制定政治制度和国策。

经过一番思考和争论之后，刘邦决定以文治理天下，征用儒生，诏令天下，广泛求贤，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巩固新生的政权。

刘邦亲身参加了农民起义，深知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道理，虽然汉承秦制，汉朝基本沿用了秦朝的三公九卿制和郡县制，但鉴于秦朝的速亡，刘邦放弃了秦国以法家学说治国的国策，废除了一系列严酷的法令苛政，并采用黄老学说做为官学，清静无为，减轻租赋徭役，并减免了全天下三年的赋税，刘邦还昭告天下，三年后将采取十五抽一的税制，让百姓充分的休养生息，同时抑制富商大贾，限制商人对农民的土地进行兼并，从而迅速稳定了全国的秩序，农业生产得到恢复。

刘邦的一系列善举为大汉朝在短时间内就获得了全天下人的拥戴，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官民齐心协力共建和谐社会的决心，一时间，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到处一片百废俱兴的景象。

汉初采取的宽松无为的政策，不仅安抚了人民，凝聚了中华，也促成了汉代雍容大度的文化基础。汉初制订的英明国政，不仅使保受战乱的中国得以休养生息，还开创了以后“文景之治”的富裕与奠定了汉武反击匈奴的坚实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在制定国策当中，刘邦和群臣考虑到了事关国家命运的关键所在，那就是皇室和朝廷该是什么关系？皇室是朝廷，还是朝廷的一部分？若把皇室和朝廷分开，那这两者之间的权利应该如何划分？

其实这个问题从秦始皇那里就有了。始皇帝统一六国后，废除分封诸侯的制度，改为中央朝廷领导下的郡县制度，那么皇室和朝廷不可避免的产生了诸多矛盾。

秦始皇和李斯等大臣们一致认为，皇室和朝廷应该是分开的，皇帝是国家唯一的也是最高的统治着，是国家的象征，而朝廷主掌国家的实际政务，负责一切实际的责任，朝廷的最高首领是丞相，其次是主掌军队的太尉，但是太尉有带兵权，却没有调兵权，也就是说太尉只有战场上的指挥权力，而没有所有权，军队还是牢牢的掌握在皇帝的手中，然后就是主掌监察大权的御史大夫，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每人下面各设三卿，这就是所谓的三公九卿制。

刘邦和诸臣经过仔细的考虑，觉得秦朝的国家制度是对的，于是沿用秦朝的办法，将皇权和相权分开，也就是将内廷和外廷分开，内廷和外廷互相监督，互相制约。

内廷设六尚，分别是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和尚书，前五尚都是管皇帝的生活起居，只有尚书才能管理奏折等文字资料，也就是说皇帝只有一个职权有限的尚书台，皇帝的权利受到了很大的制约。

丞相府有十三曹，组织庞大，职权广泛，如东曹，主掌两千石大吏的升迁，九卿就是俸禄两千石的官员，可见朝廷的一切官吏的任免与升降都要经过丞相，还有其他户曹、词曹、法曹等，各有主掌，几乎涵盖了国家所有的政务，所以国家政务主要是由丞相和丞相府诸曹处理，并不是由皇帝亲自处理。

皇权和相权分开，皇室和朝廷分开，可以说具备了君主立宪制的雏形，其中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皇帝也要遵守大汉朝的法律，这是秦朝之后以法治国的延续，虽然汉朝加上了儒学，主张德法兼容，德主刑辅的国策，即以教化为主，刑罚为辅，达到宽柔相济，严松相当的统治效果，但是事实上，法律的作用非常明显，甚至一度超过所谓的德治。

而这一段时期正是汉朝最辉煌的一段时期，汉朝上下文武各司其职，内廷外廷各自为政，互不干涉，从根本上杜绝了内廷宦官和外戚乱政的可能，保证了大汉社稷的稳定。在这一段时间里，大汉朝真正的开始腾飞，虽然仍然有天灾外患，但中华民族的核心汉族在这一段时期不可阻挡的形成了，汉人这个称呼开始传遍世界的许多角落，汉以后历代的朝代称呼虽有变换，但汉族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地位始终未变，生活在中华地区的人都有了一个统一而骄傲的名字，那就是——汉人！

汉初的政治制度以及国策的安排，使大汉延续了长达400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统一王朝。它的一套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为后世统治者所沿用，刘邦开创的大汉帝国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令后世国人景仰与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