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价、交款、开票，尖靴女一直拽着我的西装后摆。在住院部登记时，我得知伤者“莉娜”姓“安”，安莉娜，低声嘟囔了一句：“俗名字。”

尖靴女问我说什么，我没理她。窗口里递出开好的押金条子和病历，我接了过去，里面又递出我的身份证，尖靴女也伸手过来接，我们二人撕扯起来，僵持不下，排在后面的人不明就里，惊讶地看着。窗口后面的中年妇女问：“你抢人家身份证干吗？”

尖靴女辩解：“交通事故，他是肇事者。”

妇女很不耐烦：“我知道是交通事故，你是家属？”“我是安莉娜的姐姐。”

“他人在这里，又不跑，你要人家身份证有什么用？”

尖靴女很不情愿放开手，我得意地将身份证和押金条子装进了钱夹子，把她气得柳眉倒竖，然后很粗暴地问中年妇女：“那他叫啥名字？”“马文明！”

安莉娜被推进手术室之前，尖靴女被主任医师请到办公室签字，她看着最下面一行字发呆，“如手术中出现非事故死亡，院方不承担任何责任”，手抖得筛糠。我一再鼓励，说那只是个形式，出了事医院肯定逃不了，她才颤抖着写下“安妮娜”三个字。

我突然反应过来：“你们俩是亲姐妹？”“堂姐妹，我比她大。”

我和安妮娜在手术室外等候，她打了许多电话，恨不得把车祸告诉所有的亲朋好友，情绪时而低落时而激动，也够她忙活的，还要盯看并非善类的我。她几乎是尖叫着给安莉娜的妈自己的二婶娘述说了整个事件：“婶子，你们快来啊……我给二叔已经打过电话了……亲属签字是我签的……啊，我签的……吓死我了。”

我无所事事，现在平静下来，才发觉汗水湿透了衬衣，羊绒衫潮乎乎的，寒彻入骨，遭瘟的西装一点屁用都不顶，于是朝塑钢排椅里缩了缩，朝天长长舒了口气。安妮娜恨恨地盯了我一眼，又拨了个号码放在耳边，态度恶劣得无可匹敌：“喂，我，安妮娜……莉娜出车祸了，你赶紧过来……别废话了，在联合医院。”

我故意饶有兴致地看着她，眼神很无赖，掏出手机拨了李梅的电话，却没人接听，我只好把电话装回去，站起来扩了几下胸，朝走廊门迈了两步。安妮娜一边打电话一边紧张地看着我，赶紧过来又拽住我的西装后襟，把手机拿离耳边，双手协力使劲一拉：“你不能走！”

我回头耸肩笑答：“我不走。”然后坐回塑钢排椅，揉了揉头发，抬头看着天花板，心里说：逗你玩儿。“手术中”的红灯非常刺眼。安妮娜站在窗口看着外边沉默不语。我的电话突然响了，一看是李梅母亲办公室的号码，估计她正坐在宽大敞亮的副书记办公室里，身后是一排书柜，一根落地旗杆上挂着国旗。梅妈的电话里有杂音，估计是秘书弄出来的响声，她和所有领导一样，喜欢用免提和人说话。“小马，你在哪里？”

“阿姨。”我拿着手机朝楼梯门走了两步，安妮娜赶紧跑过来，这次揪的是西装领子，我捂着手机麦克风眼儿，龇拉着脸：“我不跑。”

安妮娜听后放松手，大有一股你逗我玩我就和你玩的架势，我转过身赶紧对手机说：“我在医院，联合医院。”“梅梅呢？”

“我也不知道，刚给她打电话，没接。”

“哦，交警支队的人刚给我打电话，汇报了情况。那个女孩子不要紧吧？”“正在手术，左小腿粉碎性骨折。您放心吧，我在这儿盯着呢。”

梅妈松了口气，略微思索：“交警叫梅梅先走了，你也放心吧，那先这样。你和梅梅联系上了，叫她务必给我打个电话，打我手机，她不接我电话。”

我给梅梅打电话，她还是不接听，于是就发了个短信：给你妈回个电话。

梅梅和母亲向来比较生分，没有普通母女之间的亲昵。她初中就被送到西安读书，那时候没有贵族学校的说法，寄宿学校，叫做海伦中学，一百多个学生用几十个高级教师来教育。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所以第一批富翁基本上都是养殖大王、种植大户和矿山油井的承包主，梅梅的同学来自全省各地。梅梅爸经过初期积累，在榆林承包了几口贫油井，住在油田事必躬亲，于是油如泉涌，个中奥妙不言而喻。梅梅妈刚当了延安地区一个县长，锐意改革、开拓创新、四面树敌，既没有时间照顾女儿的起居，也没有时间操心女儿的安全。梅梅说过：那时候我爸我妈进行了分工，一个经商一个从政，都有了初步基础，全心全意搞事业，相互扶持，一定要拼上来。与此同时，我在宝鸡美专上学，爸妈也进行过分工，爸爸当了长岭厂第二食堂主任，灶上有啥我家里就有啥，妈妈当了第十六家属区居委会主任，水电取暖费免交。

有时候梅梅枕着我的肩膀，就想起了往事：每个星期六上午，小轿车从四面八方开到西安，停在我们宿舍楼前，下午整个楼就只剩我一个人，电话打到家里都没人接，感觉自己可像个孤儿了，我就抱着洋娃娃昏天黑地地睡觉。她说着双臂紧箍住我：我现在不抱东西都睡不着，你就是我的大洋娃娃。

我说：我不是洋娃娃，我是流氓兔。

我抚摸着她的后背有些感叹。也许梅梅妈从离开西安下放到安塞县那天起，就下了我胡汉三还会回来的决心；也许梅梅爸从因地主成分被挡在参军门槛外那天起，就下了拉了我家的牛再给我还回来的决心。他们虽然缺失了对女儿的溺爱，却用农村包围县城、安塞包围延安、延安包围西安，一步步成功地走了过来，成为西安家喻户晓的政治与经济双丰收的双文明户。我恨我妈妈。梅梅经常这么说，当我深究想要帮她排遣时，她就拒绝：只要你愿意听我说这句话，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这话给我爸说过一次，他动手打了我一耳光，这辈子他就打了我这一次。

手术室门开了，一个年轻医生推着担架车，安莉娜盖着洁白的被单躺在上面，左腿被铁夹板固定，缠着绷带吊在支架上，周围挂着四五个输液瓶，晃荡着。我和安妮娜连忙迎上去。安莉娜安详地躺在雪白的被单下，紧闭双眼，脸色苍白。一个护士在旁照看，主刀医生跟在最后，他是骨科主任医师。我跟在主任旁边焦急问：“怎么样？”

主任轻描淡写：“挺好。”安妮娜又激动得哭了，伸手爱怜地抚了下堂妹的脸蛋：“莉娜。”

我跟着担架车到了骨科住院病房，把安莉娜送进特护室，办理完一切事宜，坐在走廊的排椅上休息。护士站里有个俏丽的小护士，配药、记录时不停偷眼打量我，我故意和个色狼似的死盯着她看，她的脸“腾”一下红了。

这时肚子突然饿起来了，刚才忙活还不觉得，现在饿得人六神无主，我看看遭瘟的手表，已过正午，于是站起来踱了几步，正好安妮娜从特护室出来打电话，看见我接近了楼道门，神情紧张地合上电话，过来伸手就揪我的衣领。我还是那一套，龇拉着脸说：“我不跑！”这下她很不好意思，放下手。

患者家属们在楼道里来来往往，我以商量的口气说：“安妮娜，现在两点多了，咱们去吃点儿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