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扑倒在湿漉漉的草地上,将脸埋在手里,巴望着我的父亲能回到我的身边。
过后我才略微了解到我父亲去世的一些情况。他们从来不告诉我他究竟是在什么地方死的,只说是在欧洲的某一个地方,而且是自杀。尸体已经在水里浸泡了几个星期了,所以实在不适宜让一个小男孩去观瞻。葬礼倒是有一个,但是对我的提问却没有更多的解释和回答,因为没有人会费神去跟一个小孩子细讲这种事情。许多年过去了,但是这些未被回答的问题仍会时不时地在我的脑海里浮起。究竟是什么缘故?到底是在哪里?很长的岁月过去后,我才发觉到了真相。
十天以前,当我的母亲去世后,我回到她住过的房子里,收拾整理她的遗物。没有掉泪,没有伤感,因为我从来就没有真正地跟她相依为伴过。我们有很长的时间没有互相见面了。只是偶尔有一两张问候卡,或一封简短的信。我们之间从来就不象我跟我父亲那样来得亲近。我的父母在我出生后不久就离婚了。我的母亲把我扔给我父亲一个人去照料而径自闯她的人生道路去了。
她在一个百老汇的表演团里当一名舞蹈演员,而对我父亲的了解甚至少过孩提时代的我。我一直猜想他们从来就没有融洽过。
她在纽约上东城租了一个小小的公寓单元。给我的印象那个地方很是邋遢。一张凌乱不堪的床,一把单椅,一些空的杜松子酒瓶,还有一瓶金黄色的染发剂,再有就是一些来自往日男友们和我父亲的信,全部用橡皮筋扎在一起,扔在床底下的一个旧罐筒里。
我看见了当中一封我父亲的信。信纸因年代长久都已经色泽褪淡了,四周修成花边形,呈芯草色。
信的日期是1953年1月24日。
亲爱的露丝:
来信只是让你知道威廉姆很好,在学校里表现不错。我将离开一段时间,而如果我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我想要你知道(犹如往常一样)在我的帐户里有足够的钱,再加上我的职业抚恤金足以供你们俩人度日。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危险的年代,不是吗?我听说他们在百老汇也修建防空掩体为了防备俄国人的威胁。
我现在一切都很好,希望你也是如此。还有一件事,要是我有任何不测发生的话,如果你能检查一遍我那屋子,我将不胜感激;而如果你在书房里或地窖里那个老地方发现有任何存放的文件,就请帮忙把它们交给华盛顿的政府办事机构。你会为我做这一切吗?
杰克
我又好奇地读了其他的信,但里面都没有什么内容,无非是写自于一些男人:某某人送到后台的纸条,说看见她在伴舞群里,非常欣赏她的秀腿,而想邀请她共进晚餐。有几封是我父亲的,但里面毫无他们曾相爱过的迹象。我猜想要有的话也早已让她烧掉了。
但我却思索着那封讲到文件的信里的几句话。信中提到的那所屋子过去是我父亲的,而现在则是我的住所。这是幢老式的木板屋,是我父亲和母亲第一次搬来华盛顿时买下来的。他死了后,这屋子摇摇欲坠了好几年,直到我长大成人,才得以将它整修一新。我花了好几年功夫才将它恢复成原貌。在我父亲的书房里,曾经有一个深藏在地板下的代保牌金属保险箱。我父亲经常在书房里存放一些文件和资料。但是我记得他有一次说过他从来不相信保险箱,因为一个聪明、专注的人最终总能将它们打开。当然了,那个保险箱早已被扔掉了,这间屋子也被重新装修过了。但是我以前不知道他还利用其他地方存放文件。
于是,我整理完母亲的东西后便赶回住所,径直钻到那个地窖里。这个地方我很少光顾,里面堆满了久已遗弃的、曾属于我父母的摆设品和杂物的箱子,这些东西我放了有好几年了,一直准备等哪天有空就处理掉。联想到书房里那个保险箱的藏身处,我搬移着周围的纸板箱和木箱子,首先检查那硬梆梆的地面。
什么也没发现。
然后我开始检查四周墙壁。
费了很长时间,我才发现进者背对的墙壁,地窖门的上方,高高地有两块松出的红砖。
我记得当时我的心一下子别别地狂跳起来,揣摩着我会不会发现点什么。或许我的母亲早已照我父亲的关照来此检查过了,也或许她犹如往常一样对我父亲的事漫不经心。我探上身,抽掉了那两块砖,后面竟是一个很深的壁龛。我看见一个已经破旧变色的老式的黄皮面文件夹,里面放着一本黄色的拍纸薄。
人生里总难免有一些插曲会给你的生活带来突变的感觉。就象订婚或离婚,或者在电话的另一端有人告诉你你的家里某一个亲人去世了。
但是我对地窖里那两块红砖后面的东西所带来的突变感觉却毫无思想准备。
我把那本旧拍纸薄带到地上面开始阅读。有两页纸是用蓝墨水写的字,都是我父亲的笔迹。
有四个人的名字,一些日期,一些细节和粗略的提要,好象他要构划什么东西,从中看不出很多名堂。还有一个代号:雪狼行动。
我父亲是为中央情报局(cia)工作的。他的一生都是一个军事情报人员。在二战的时候,他在战略情报局(oss)工作,活动在德国人的后方。在我发现这本破旧的黄色的拍纸薄前,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了,其他的则一无所知。
我久久地坐在那里,绞尽脑汁试图能从中理出点有趣的头绪。最后,当我无意中睹见那纸页上的落笔日期时,我的脑袋不禁轰然一响。
我驱车直奔阿灵顿公墓。跑到那里,我看着我父亲的墓碑,久久地凝视着上面的碑文。
杰克伯·麦西
出生日期:1912。1。3
去世日期:1953。2。20
我痴痴地盯着这些字,直到我的两眼都快要看出火花来了。然后我转身离去,马上将我发现的那些写过字的纸页复印下来,然后将原件封入一个信袋交给我的律师。
一个小时以后,我打电话给鲍博·维他利,他是为坐落在兰格里的中央情报局工作的。
“比尔,好久不见。”维他利兴高采烈地嚷道,“可别告诉我又有什么校友聚会了,是不是?为什么他们总是要纪念那段我们巴不得快点过去的时光?扔在里奇蒙的钱已经使我的帐户大大缩水了。”
我告诉他我发现的东西以及我是怎么发现的,但没讲里面具体内容。
“那又怎么样?你发现的只不过是被老人家遗忘的文件罢了。当然,他是为中央情报局工作过,可那都是四十年前的事了。看你的方便,把它们烧了。”
“我想应该有人过来看看。”
“你在开玩笑?你打电话来就是为了这个?”
“鲍博,我真的认为应该有人过来看看这些文件。”
维他利叹了口气。我能想象得出他一定在电话的另一端抬腕看他的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