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因镇反还在颤抖时，当年年底，一个遍及农村各个角落，残酷而又野蛮的土改运动又开始了。当地人叫“打封建”。

镇反运动，对象主要是这一地方有声望的人、有名气的人、在旧政府当过什么的人，是什么帮派党派的骨干、能主持一方的人，或者说和新政府不是一条道上的人，也有个别该杀的人（如土匪头子、新政权已经建立还要捣乱的人）。在程序上还通过“法律”宣判一下。

“打封建”就没有任何程序和法律。这个运动完全是制造残酷和暴力，是野性的暴发，是人们用残酷手段残害同类的竟技场、群英会。只要想得出来什么残酷手段就可以用什么手段。而对象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前一社会生活条件稍好一点。

十一月二十九日，綦江县土地改革委员会成立，尔后区的土改委也相继成立。运动开始，由县里组织的土地改革工作队进驻各村。綦江解放后，属川东行政区壁山专区管辖。一九五一年壁山专区改为江津专区，按进程，綦江县为川东行政区第三批土改地区。因此，我们綦江县的土改工作队人员来自江津军分区第一、第二工作队，江津地委工作队，江津县工作队以及铜梁县工作队。

工作队进村后，在他们的领导和组织下，依靠农协会，不分白天黑夜的召开各种会议，向人们宣传灌输富人的财产是靠剥削穷人来的，穷人的穷是受富人欺压剥削才穷的。现在你们要起来斗争他们，打倒他们，并把他们的财产强行分掉。还要和他们清算政治压迫帐、经济剥削帐、生命财产损失帐。并自上而下的贯彻这个运动要用暴力手段的思想。在党内还反对文明土改。

经过一小段时间的发动，对立情绪被挑动起来（按当时宣传说法是：群众的阶级斗争党悟激发起来）。在不经过劳动，白白分得别人的财产而又光荣的思想指导下，有的又可以借此机会发泄平时人与人之间的个人恩怨，人们的斗争激情疯狂了。

首先，是划成分，也就是人为的把人分成不同的等级。这个运动定成分的准则完全是以经济状况来划分，分为地主、富农、小土地出租、中农、贫农、雇农六个等级。根据当时政务院《关于划分阶级成分若干规定》，标准主要是以有多少土地、农具、耕牛等生产资料来定。衡量经济状况的时间界限从解放前三年为时间界限，也就是看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这三年你这户人的经济状况和土地耕种关系，这次以经济状况对你的等级定性，也就成了以后三十来年毛式社会对人好坏、敌我的定性。

在永新地区，大体有能产三十来担粮食田地以上的划为地主，也有的只有一二十担田土的。其次为富农，富农大多有自己的地，有耕牛，五大农具齐全。也有还要租一部分地来种的，总的来说，他们生活得比较富裕一点，实际上有的也只能吃得饱饭。和富农接近的是小土地出租，这类人本来土地不多，但因为自己在做其它事情（如经商等），把土地租给别人种，也算有剥削行为。再其次就是中农、贫农、雇农。中农有的有地，自己种自己的地，叫自耕中农，又叫上中农。有的自己有一部分地，但要租一部分来种，这种叫佃中农，又叫下中农。后来“四清”运动中所说的“贫下中农”就是这部分中农和贫雇农的统称。贫农有的自己也有一部分土地，大多是租来种。雇农就主要是以打工帮人为生。中农比贫雇农生活条件要好一点。

据《綦江县志》记载：土改时綦江县农村户数为九万三千九百二十五户，划为地主的为五千五百七十户，占5、93%。富农一千七百零二户，占1、81%。小土地出租三千五百户，占3、73%。中农两万五千一百六十七户，占26、8%。贫雇农五万七千九百三十六户，占61、68%。

据上代人们摆淡，由于以前生产水平低下，财富集累缓慢，要想积累点财产是非常不容易的。很多有点财产的人的财产都是通过苦干，省吃俭用，从牙缝里省出来的。

永新村潘家石板一户被评为富农的肖家，为了凑这点财产，生活过得非常苦。据他周围的人讲：农忙犁田都是用茶壶装点清汤汤麦羹羹放在田壁壁，实在饿了喝两口，这样干活。这样挣点家当。

成分划好后，运动的策略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打倒地主，孤立富农。

这样一来，被划为地主的这部分人就被打入地狱。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到一九五二年四月，长达五个来月里经受非人的折磨。

一方面，在工作队和农协会主持下，用身背土枪、马刀，雄赳赳的武装队为操作力量，以村为单位，不分白天黑夜地开诉苦会、斗争会。让某个划为贫雇农的人去斗争、残害和他有过关系的被划分为地主的人，要这个“地主”赔“血汗”。他们之间或是土地租佃关系，或是亲戚，或是邻居，或是有过什么往来关系，或发生过什么矛盾，有什么过节……。要他们把自己没有财产、土地、穷说成是这个被划为地主的人剥削造成的。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执政者――工作队、农协会主持下，几棒就把人打死。有的理由竟是这个地主家的狗咬过他，或去割这个地主家的猪草被他骂过，拖过背篼。都可以以这种理由去把人打残或打一顿，斗争一场。当时这种人还被誉为敢和封建剥削阶级划清界线的先进份子。他们不但在分所谓“胜利果实”时占先外，还为以后的仕途捞到了政治资本。

另一方面，被划为地主的人的所有财产被没收不说，还将这些人关起来，严刑拷打，无止禁地追查把没把金银财宝和值钱的东西藏起来。没有人能“赔清”这无底数的“血汗”钱。

在这长达整个冬季的运动里，被划为地主的这部分人，比进地狱还难过。无休止的捆绑跪斗，吊打、关、游街，寒冬腊月脱光衣服斗；浇冷水后用风车吹；跪瓦块，用藿麻（一种长有细毛的灌木，细毛有毒，接触皮肤后便会奇痒难忍）来勒下身；逼着儿子打父亲……。残酷野蛮不可言状。打死、折磨致死致残每个村都有几个。只要被划为地主成份，人际关系又处得不很好，或与人有点仇，都可能被打死打残，有的竟被全家整死完。

人啊！你为什么会这样残忍！

池伍氏，已七十来岁，家住离场十多里的张家沟。本也是脚不出户的老婆婆。丈夫早已去逝，儿子池锡应，镇反时也镇压枪毙。可能是他家田地是永新最多的原因吧。也就是说他是永新最大的地主，这个运动工作队就把她拿来做永新“打封建”的示范。

这一天，永新区在官山学校操场开斗争诉苦会，先由工作队在台上进行启发动员后，就叫农协会武装把地主份子池伍氏押上台来，捆着跪在台上，由事先组织好的“苦大仇深”的穷人们上去边诉苦边用棍子狠狠抽打。当打得奄奄一息后，凶残的斗争者把主席台上主持者们坐的板登拿来，几板登就砸死了。会后就甩在操坝边坟地旁，埋都未埋，后来被狗咬扯得不成样子才被人掏点泥巴盖一下。

刘艮清，六十来岁，三会乡一村人。工作队把他和另外几个地主拿来在三会“打封建”开斗争会作示范。先把他手脚反捆着，甩在台上，另外几个也捆绑跪着，让那些诉苦斗争的“干人”上去，用乱棒尽情抽打。打得在台上滚来滚去，刘艮清被活活打死。另外几个也被打得昏死过去。待这几个昏死的苏醒后，还逼着这些被打得半死不活的人把刘艮清拖出去埋了。谁还埋得动，只有稍刨点泥巴盖一下。

池吴氏，人们都叫她池二老婆婆，六十多岁了，只是一般地主，也没有好点财产。家住在下场边洞盘口，属于新农村（后来的高嘴村）。池二老婆婆平时嘴巴爱说三道四的，惹得有些人不喜欢她。“打封建”斗地主新农村就拿她来作“示范”。

这一天，新农村开“打封建”、斗地主斗争诉苦会。先把她拉来边打边“诉苦”，斗争一阵后，一蒋姓人拿来一块瓦角板，几板就把她砍死过去后，马上叫其他地主拖去埋了。后来人们常摆谈到：拖去埋时人都还在扯（抽筋）。其主持人是工作队长李国政，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层层“示范”后，就普遍开花了。

家住永新上场口彭家湾的池永清，他的祖辈倒是有钱人家，后来家道衰落，成了穷人，他二十来岁时还是帮人割草喂牛的割草匠。后来他发奋经商，从永新挑猪毛、桐油到重庆去卖。一百五六十里路，连夜赶到，第二天又返回。日积月累，用二十多年的时间购置了五六百担地租的田地。本应该是个艰苦创业，勤劳致富的典范。他庆幸在解放前几年死去了，可子女们就遭了殃。大儿子池嘉璧在家，镇反时安了个通匪罪枪毙了。当时通匪罪是最好安的。因为土匪都是当地农民，平时都是种庄稼的，偶尔悄悄出去抢一回人，又没标记，大家之间可能谁都认识，有点什么来往，连自己都搞不大清楚。

小儿子池嘉梁，才二十多岁，本来还是在校大学生，在北京市朝阳大学的法律系就读。此时，考虑到家里没有当家的男人，便回家来主持一下家务。但他不知道，这不讲法律的“法律”，比什么法律都大。回来后就成了他父亲创造的财富的替罪羊，被拉去“打封建,赔血汗”。在斗争会上，连同他母亲几棒就被对他家有意见的“干人”打死了。

中峰乡大垭口张家林李树言家，按当时运动的定性，他家可能是这个地方最大的地主。全家十多口人，男的几个在镇反运动时枪毙，女的和娃儿基本上都在土改运动中被折磨整死或饿死，只有个别出嫁了的才幸免。

潘之伟，又名潘文焕，生于一八九三年。土改打封建时也年近六十，永新乐嘉坪大屋基人，是一个有三百来担租的地主。青年时在重庆沙坪坝重庆联立高级中学读高中时，正值“五四运动”。因为参加“五四”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于是辍学归乡。回到家乡乐嘉坪后，他认为只有兴办教育，才能唤起民众。因此，他决心创办新学，以教育救国。

潘之伟有两个哥哥，他排行老三。潘之伟人非常正统，生活也特别俭朴，常穿一件破旧长衫。他在乐嘉坪创办新学、修建校舍的过程中，常与建筑工人们一起睡在木屑上过夜，身上长了许多虱子，加之他又四处奔走为建校筹款，故人们给他一个“潘三叫化子”的称号。

在潘之伟夜以继日的精心努力下，学校终于建成，教学楼是幢一楼一底的西式建筑，共有八间教室，漂亮的外走廊，很“洋气”。因为地处乐嘉坪，潘之伟便把他创办的这所学校定名为“乐嘉小学”（简称“乐嘉校”）。当地过去只有教授“子曰诗云”的私塾，乐嘉校是第一所新式小学，因此，当地群众称呼这所学校为“洋学堂。

潘之伟自任乐嘉校校长，并亲自给学生上课。他办学民主，向学生传播新思想，支持共产党在学校进行革命活动。在他最早聘请的教师中，就有綦江县最早的共产党人周绍溪、曹清权等。周绍溪是他的表兄，关系特别密切。后来，女共产党员张昌德等也来该校任教。于是，中共在该校迅速发展组织，许多学生先后加入了共产党。一九三八年，中共把中峰乡支部就建在乐嘉校，并由该校学生张天武任书记，张仿陶任组织委员，曹署华任宣传委员。一九四五年，中共又将綦江县委设在该校。于是，乐嘉校成了中共指挥全县革命斗争的政治中心。

潘之伟继在乐嘉坪创办乐嘉小学之后，又在永新场创办了崇德小学，也亲自出任校长。他在崇德小学照样传播新思想，包容共产党的活动。

潘之伟是在这一地区首创新学的教育家，他将自己毕生的精力都贡献于教育事业，可谓“桃李满天下”。乐嘉校和崇德校，是解放前永新地区极负盛名的两所新式小学，綦江县许多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贡献的共产党人出自这两所学校。这两所学校几十年的毕业生和他们的子女，后来遍布全国，甚至海外。

潘之伟对佃户也很随和，收租也不大和佃户计较。走到哪家佃户去，如专门为他煮点好吃的，他是很不高兴的，要佃户们平时吃什么就煮什么。和佃户们处得非常好。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土改运动中也没逃脱厄运。

在解放的前三四年，潘之伟因自家要建房，收回了离场不远的一片佃给本姓的地来建房。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打封建”、斗地主时这个人就来诉苦，说不拿那片地给他种，压迫了他。真是说不清楚，地佃给他种，是剥削。不佃给他种，是压迫。

那时侯，稍上点年纪的人吃烟都爱用一个生铁铸的铁烟嘴安上根一米来长的竹杆吃烟，又可用来拄路。这天这个本姓人在斗争时就用他的铁烟头一烟头打在潘之伟头上，一下就打了个大洞，鲜血直冒。斗争会后又被关在乡政府里，逼交没有的“财宝”。伤口不得医治，家里的东西又被没收完，没有东西送去吃，又是冬天，只身睡在地上，又冻又饿，又有伤，再加上精神折磨，很快就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关死了。

刘仿初，一个永新很有名气的私塾老师，毛笔字写得非常好，永新升平乡四村人。后来的九十年代，他的学生，改革开放后，曾任綦江县付县长、县政协付主席的池永成写文章怀念他，对他的人品、学问评价很高。

刘仿初是个田土不多的一个地主，早期开私塾教私馆，临解放几年在永新街下场进场处正街与后街分路的拐拐上开茶馆,帮人写字为业。“刘仿初，拐拐上，不写大字打烂仗！”是无事的人编的顺口溜，孩童们常在街上传唱。

这天，四村气氛高亢紧张，工作队布置，村武装奔走，关键路口有人把守。“干人”们铁板着脸,今天又是一场疯狂的土改打斗会。刘仿初被押来了,他看见这阵仗,知道今天这关不好过，自己这样一个受人尊重的人，在这里受尽折磨，不如自杀求得尊严。他打定主意，跟工作队谎称自己有值钱的东西藏在河对面一个房族家里，工作队就叫两个武装把他押着去拿。当走到河边时，他趁两个武装不注意，猛然扑下河里。这时又是大冷天，两个武装也怕冷，漠然处之，眼睁睁看着他淹死。正直的人们都非常惋惜。

几十年后，当人们谈到“打封建”运动时，都还心有余悸，常用“各人有点就吃点，不要凑钱来挨棍棍”这样的话来告诫人们，不要进行财富积累，不要发奋挣家当。

运动结束后，这些被划为地主的人，被没收了所有的财产后，又被赶出自己的房子，分到各村最坏的地方，住最坏的房子。而且当年根本无吃的，有的饿得拖死，特别是小娃儿。很多人家只好把娃儿抱给别人，很多女人也被迫改嫁。

在严格的“阶级”界线下，这部分人被孤立起来，成了“坏”的象征。任何其它人都不敢来沾染，怕连累，怕自己落得个思想觉悟不高，没有和剥削阶级划清界线的罪名，遭打击，无出路。也有部分同情者，实在看不过去，把吃的藏在猪草背兜里、柴背兜里，趁打猪草、割牛草之机，悄悄地给他们一点吃的。

在后来的土地分配时，他们分到的土地也是最贫瘠的、偏远的、零散的，也是最不好耕种的，而且划多划少也不敢开腔。在以后的三十来年里，这部分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连说话的权力都受到限制。按当时的说法：以前是少数富人压迫多数穷人，现在是多数穷人压迫少数富人（此时是比穷人还穷的“富人”）。少数人压迫多数人，还有压迫不过来的时侯，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那少数人的惨状就可想而知了。也就是没有任何一个角落可以躲过压迫。

一个要打倒和推翻压迫和剥削的旧政权的执政者们，为什么又采取这种自己反对和口口声声说要消除的手段，来压迫另外的人呢？

腐朽落后的社会该打倒推翻，该改变，但不应把一部份人拿来进行残酷摧残迫害。

要打破一种旧的制度，建立一种新的制度，就没有别的方法吗？比如田地全部和平接收，重新统一平均分配，一视同仁，让所有的人在新社会的同一起跑线上发奋图强、自由竞争。

人，真的应分阶级吗？好坏真的用穷富来分吗？生活过好一点就是剥削他人吗？如一个佃别人地来种的富农，他怎么去剥削别人。他生活好一点，必然是他勤劳、会经营，自己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好的生活条件。如弟兄两个，都从父辈手里接手了一定产业，一个勤俭，家道日渐兴旺。此时也就成了打倒的地主，成了坏人。另一个好吃懒做，日嫖夜赌，吃大烟，很快就把从父辈那里继承的产业搞光，到解放前几年也穷得揭不开锅。也就成了贫雇农，成了好人、光荣的化身。这种例子是不少的。

人，是不应分成势不两立的阶级的，好坏只能在特定的条件下指特定的个人，更不能用贫富来分好坏。富人里有可恨的，聚钱不惜手段的。也有热心助人、热爱公德、康慨捐助的。近代中国的几次革命不都是得到无数富人的资助吗？不是这些人也参与了革命吗？穷人里有勤劳好心的，正直善良的，也有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

穷光荣，富可耻，贯穿整个毛泽东时代。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人们恨穷又爱穷，想富又怕富。我们是“穷人”、“干人”，是自我标榜的褒意词。“你有个嘛”，是用来压倒别人的话。之所以他这个时代始终没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使人人都“富起来”。整得来一个富人都没有，大家都饿肚子，连吃盐巴、买根火柴都要凭票限量供应，物资贫乏到如此程度。

用这样的观点和方法来衡量是非，以后的几十年里，在人们心中牢牢地埋下了富就要遭整，被打棍棍，只有穷才说得起话，才有地位。因此谁也不敢去创造，去发奋，去财富积累。这样每个家庭都穷，国家又如何富强？要知道，人民富裕了，国家就自然富裕了，国家是由千千万万个家庭组成的呀！所以，在毛泽东执政的二十八年里，我们大陆经济上远远落后于二战后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等。

人，谁又不想有一个好的生存条件，有谁不愿为自己创造一个好的生活条件？只要不损害他人，不损害国家，不损害社会，国家应鼓励提倡，并为之提供致富的环境，使人人去争取、去努力。这样，人民才会很快富裕起来，国家才会很快富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