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被《没有过去的女人》所困扰时，我干脆对一个新课题进行了研究：人们对通灵感应到底知道多少。这样我又来了兴致，又发展了几个情节。我甚至还研究了猫，我读了几本关于猫的书，以便能够在小说中用到它。研究新的领域会为你的写作提供丰富的素材，你、你的人物及你的读者都会从中受益。

但当我写完整本书后，我并没有十分的把握。因为尽管书中有一些挺不错的戏剧性场面，但女主人公的漂浮不定仍然困扰着我。我焦急地等待着编辑的回话。令我吃惊的是，我的代理人和女儿都说故事很有感染力，是令人激动和满意的。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我的主人公的行为总是被动的。我原以为这样肯定不行，但却成功了。为什么？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答案，这也是个有用的答案。我是在怀特斯温的《塑造人物》一书中发现答案的。他创造人物的目的之一是：“从……中解脱。”现在我明白我的女主人公为什么能成功了！我塑造了一个令人同情的年轻女子的形象，她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这点很重要），因此最后理应获得胜利。从不幸中解脱出来这个目的是符合情理的，并能令读者感到满意。

尽管女主人公靠自己的微薄力量几乎做不了什么，但小说中却大量地刻画了她的焦虑。她经常感到恐惧，她处于绝望、危险的境地，她令人揪心，令人同情，她应该从别人制造的不愉快的情境中解脱出来，而我恰好这样做了。

“焦虑感”是值得利用的有效方式之一，但我并不推崇这个带有负面效应的方法，它仅是一种方式而已。我们可以运用各种方式把兴奋传递给读者，并使它不断增强，以保持思想的最初闪光。对小说家而言，能始终抓住那极具魔力的兴奋感就是最大的奖励。

创作谈动力来自批评

在我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还没有挣过大钱，第一次收到寄给自己的作品时，我大感震惊。但随着退稿单逐渐增厚，及“近乎理想的成绩”一类善意的评语逐渐增多，我的企盼转移了重点。尽管我仍希望作品尽快出版，但我更希望能得到中肯的批评。但当批评终于到来时，我却没有足够的准备去迎接它。

一部分问题与我的期望有关。在太多令人气馁的孤寂后，我梦想着有位编辑会突然发现我的天才，然后问：“这些年您都躲到哪儿去了？”另一个幻想是，某位编辑会在我的书稿上圈圈点点，为我作些提示，告诉我如何把一篇有瑕疵但又有希望的故事改成一篇杰作。然而，我收到的评语大都是泛泛而谈，而具体的批评又常令我困惑不解，因为编辑们也相互矛盾。看来我确实被误解了，却又没有机会与编者交流。我只好把这些编者来信搁置一边，不再去管它。一段时间过后，我会突然捕捉到一些想法，并合理地采纳编辑的建议。

是的，所有的批评都是主观的，编辑也有可能出错。但如今我只用一个简单的问题来检验我的作品：如果他或她的某个观点让人信服，我该怎样做？

于是，我学会了与编者进行想象中的对话。假设某位编辑不理解某个角色的行为，或者无法设想出结局，我必须承认我的第一个反应会是，“这很明显！”但是，当我不再神气活现地摆架子，而是写出一篇详尽的阐释来回应他的问题，并且重读自己的作品时，才意识到，我的解释与观点，竟完全偏离了故事本身。也许，我需要另写一个说明性的章节，或者从我的阐释中抽出一两句话，再策略地放到故事中去才会奏效。

编辑可能对弱点特别敏感。哪怕我不同意他们的提议，他们也会指出作品里需要加工的地方。例如，当一位编辑说，某个场景不可信时，我真想说他天真得不可救药，因为这个场景取材于真实的生活。那么，我在取材时，忽略了什么而影响了它们的真实性呢？如果一位编辑认为，某个人物的家庭背景写得不真实，很可能因为在故事中，这个人物写得不够有力，受到的损伤太少，与他那令人震惊的背景不相称。

我没有立即坐下来进行修改。相反，我做起了白日梦。我抛开原有的素材，让那些人物和他们的环境背景“自由地漂移”。我构思着新的情节，其中有一些会与编辑的想法一致。有时，那些刚构思好的故事既平淡又肤浅，但一些新的想法又会不断地浮现出来，变得越来越明朗。只有这时，我上了正轨。

当编辑没有领会某篇作品的意思时，的确有可能是他和她并没有细心地读它。但是记住，错误可能在于你自己。于是我去重读原稿，努力琢磨我的表达因为什么而误导了读者。有时，一个隐喻没有被人理解或意识到，多半是由于上下文关系不明确造成的，把隐喻改成明喻就会好些。

顺便提一句，对编辑的批评意见做冷处理效果会更好。在刚开始阅读编辑来信的时候，我经常感到，他们的批评要么离题万里，要么毫无意义。可第二天我回头再看它们的时候，竟会感觉非常的合情合理。

如果一位编辑指出，某个人物还欠完整者太平面化，那么，你不妨分析一下，这个人物是不是写得太刻板了？他是否真实可信？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问问你自己，这个人物怎样做才会使你感到惊异？转换一种思维方式，调动你的想象，用各种生动、具体的场景刻画你的人物。你可以利用身体描绘、心理流露和对童年时代的回忆，在上下文中清晰地将他呈现出来。如果让他与其他人物相互影响，或者在某个具体、细致的环境中活动，则更能栩栩如生地展示这个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