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且放下这些细枝末节，且说那个时候，队里人难得吃一次肉，如果说“三大娘”的死，队里人还醉心于鲜美的牛肉，待“二大爷”“四婶子”相继莫名其妙地死去，人们关注的不再是肉的分配问题，由于队里几位爱惜牲口的老者的挑拨，已是群情汹汹，叫嚷着非要查清死因——毕竟重力活还要靠他们。

其实，用不着他们叫嚷，我也必要查清，好好的就这样死了，我难辞其咎，而且最难过的当然要数我，可“二大爷”“四婶子”的死因实在太过蹊跷，竟连公社的兽医也无法说清，他们当然也得了支书送给他们的一大块肉。

这事虽终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却已经是多年以后的事儿了：原来，支书的老娘临终前唯一想的便是象年轻时一样美美地喝一顿香菜渣加牛肉汤。

支书是孝子，不肯忤逆了老娘的心愿，便让总向自己表忠心的队长去想办法。

队长虽有些犯难，但支书交待的事儿必是要办的。可牲口终究是用来代替人力的，他不忍心又实在没有办法，便选择了已进入老龄期的三头，在它们的食物中做了手脚。

村里有不咎既往的传统，真相大白时，不仅没人再去追究责任，反成就了支书的孝名。

但在当时，我却无法过关：队里接连办了我五天的学习班，说是学习班，其实就是禁闭，因为根本无人给我讲课，只有队长隔天就有气无力地让我说明原因。

连兽医都无法说清，我又如何知道呢？我再三分辩，便被认为态度不老实。

队长便代表队里实际上他没有跟任何人商量就作出了如下决定：一是免去我饲养员的职务；二是扣发三个月口粮；三是停工一个月。

三个决定中的前两个倒不重，既出了如此大的事故，接受处罚自是应该，我也能心甘情愿地接受，更何况到年底队长或许因为我掌握了他“借”细料的事实或许出于良心发现但当时我是必须感恩戴德地他以忘记了为由没有扣发我的口粮。

最重的却是这第三个，大家知道，当时分钱分粮靠的是工分，倘若不出工了，就没了工分，没了工分就等于断了生路，任谁都知道当时正是挣工分最多的忙季，尽管到年底队长同样没有扣我的工分。

但这都不重要，更重要的则是连饲养员也没得做了，只要人家一提及这事儿，就知道我在受处罚。

那年月，面子极其重要，倘若没了面子，比忍饥挨饿更要不得，尽管忍饥挨饿同样会让人不舒服。

实际上，从我做饲养员那一天起，我就觉没了面子，居然连饲养员也做不好，我认为，自己当真无用之极，难怪原本络绎不绝地上门提亲者突然不见了，其实不少人已经在背地里笑话我，这个所谓的文人恐怕连媳妇也讨不到了。

象我娘这个年纪的农村女人最讲究现实，愿望最大莫过于一家人守在一起宁肯穷些只要平静地生活，儿子当然要顺利地找一房媳妇以便完成传宗接代大任。

正是因为她的这种现实性，眼光便放不远。

其实，人都是受欲望支配的，永远无法摆脱现实的局限，因为现实总要比那些天花乱坠的却是虚无缥缈的东西更实在也更有说服力。因此，除却一些大智大勇之人，人都是现实的。

所谓的现实，即要被眼前的利益和困难所迷惑，而无法突破这样一个或许能够称得上定律的事实：置身事外劝说别人的时候，常常有满腹的道理能够洒脱地去说甚至可以慷慨激昂，而事若关己则必乱。

在我娘看来，我面临的形势无疑是严峻的，是个足能够撑破了天的大事。——一个读过高中的文化人居然找不到媳妇，我娘当然不信，但现实却显然让她乱了起来：她四处托人给我说媒，又四处因为我的表现而碰壁。人乱就不能冷静视事，岂不知媳妇就在眼前。

媳妇便是阿秀。关于阿秀，前面已有详尽的讲述，在这里只讲前面未尽之事。

我和阿秀是小学同学，任我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居然能与这个只读过三年小学就辍了学的女人成就了婚姻。

或许这就是缘分吧，男女之间如果有了缘分，勿需千言万语，只要一个眼神，彼此就能心领神会。

我们的故事必须要追溯到我刚落榜那会儿，而且这里面有个容易被人忽视的事实：最平凡不过的人不易招人注意。

高考落了榜，我无疑成了村里最平凡的一员，除了酒包饭足之后偶尔地提及，没有人会再去关注我这位甚至连社员也无法做好的人。这也是我和阿秀之间的关系能够得以掩饰这么久的根本原因。

其实，我们之间，绝对是一次偶然。那是一次最常见的锄地，任我怎么努力，又落到了别人后头，便不由自主地去看前面。

前面是阿秀，这位一惯遥遥领先的女人居然只落下了我不到一箭之地，此刻她正在回望，四目相对，她嫣然一笑，脸却先红了，目光也在迅即地逃离。

她的笑甚是好看，但那会儿还绝想不到爱情，只是觉得好看，便要禁不住去看。

或许因为她注意到了我，所以便经常地回头，于是就经常地发生四目以对相视而笑的事儿。

渐渐地便心意相通了，但我们甚至没有说过一句话。

之所以要这样说，因为逢到锄高杆作物的时候，她总会回头助我一段，才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