屁话，纯是屁话。我愤怒地骂着，难道你们老祖宗也没有做过官？倘若这三代没有，上三代也没有吗？指不定有一位就死在任上，而且是喝凉水呛死的，这该杀的虽捞了满箱的银子却没舍得花，恰逢过节死的。
骂人的话，骂着就要恶毒起来。骂归骂，骂起来或许痛快淋漓，这一最解恨的排泄方式，却没能化解我因此而结成的疙瘩。
——我明显变得古怪起来，当然这是别人说的，主要针对咱们前面讲述中所提及的与丽萍之间的诸多矛盾。
而我却觉得异样清醒，或许这便是人原该具有的状态。所以这并没有成为我显然已被开发的探究欲的直接诱因，只能算是探究欲的继续开发。
这自然又是探究欲的一个特点：诱因不同于开发，却必须以开发为基础，而且不能是一个过程，只能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或因素。
仔细推敲起来，我的探究欲的诱因便是《关于命运》所提及的那个梦，尽管它没有立即强烈地表现出来，但它因为猜测转变而来的担心越来越多地累加终引发了我过度探究欲的实施。
这一实施是突然的、毫无理由而且毫无准备的，因而也是毫无理智的，无异于一次荒唐的梦游。
具体日期已记不清了，这些数字看似简单其实最难记，因而常记错了没有少挨历史老师的尅。
好在这不是历史，我们只要记住这个原就不易忘记的事件。记得那一天，习惯于晚睡的我连自己也说不清何以会破例起了个早，而且经历了洗刷、早饭、搭车等好几个并非太简单的事件仍完全处于无意识的状态。
或许有人会说这是精力过于集中的表现，但我认为绝不是，因为即使过于集中，意识至少还是会有的，而我直至到了丽萍的办公楼下才意识到，我居然是来看丽萍的，她已有好几个晚上没有回家了。
女人即使官再大也是女人，尽管她电话里已明确告知最近太忙可能回不了家，但我还是放心不下。
关于打电话的习惯也是她做了领导之后才养成的，之前她总嫌花费太贵舍不得打，当然她回家那时也是经常的，只有偶尔回不了家才忍痛割爱地打，而且为了节约话费，时间必会控制在两分钟之内，即便这样，还在一个劲儿地埋怨领导太死板总把单位的电话锁起来而用不上。
当了官就不同了，不仅有公家的电话打，而且还有话费补助，所以一打就是一两个小时。
她自己如此，电话也不提倡锁，或许便是她当时情结的反映，但她却说干部们对外联系多了有甚不好，起码也会长见识。所以她单位的话费总是超标，而且没有什么效益。
她从不会缺少理由，她说，从短期看，或许效益太低甚至没有效益，但从长远看就不同了。
不要怕干部对外联系，对外联系多了，了解的信息必多。信息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哪怕暂时无用，至少也开拓了干部的眼界。现在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离了电话当然不行。
对于干部来说，即使打一个向家人报平安的电话也是有效益的，至少稳定了人心，提高了积极性和工作效益，是多少钱都无法买到的。
想着这些，待要下车，那个梦却又意外地撞了进来。霎那间，我就制止了自己下车的本意，决定对其进行跟踪，以破解心中因谣传而越来越浓重的雾团。实际上，至此才是过度探究欲实施的开始。
说白了，就是自由从业者所说的“信”因为被探究而发生了偏差，企图以自己的探究来验证那些原本不信现已似是而非的探究结果。
——离正式上班还有大约四十分钟的时候，丽萍就从楼上仰首挺胸地下来了，又立即被司机毕恭毕敬地迎上了车。
司机是一个不错的小伙儿，虽说也能称得上帅哥，但要说丽萍与之有染打死我也不信，因为二者毕竟身份相差太过悬殊，尽管我最近搜集来的不少关于女强人与下人的绯闻在不停地反驳着我，我还是不信，我毕竟还具备这样的自信。
路上，车飞快地赶着路，自不会发生故障。待进了富丽堂煌的县宾馆大门，虽不至于发生偏差，我的心却不自觉地提了起来，因为象这一级的干部多是男人，下了车就不由自主地说起了荤话。
3
那一刻，我突然变得小器，只觉得自己的老婆连手也不该让别的男人去摸，尽管她们的握手只是象征性地碰碰即散，却还是觉得让兔崽子们沾了便宜。
好不容易捱到进会场，会场里人头众多，定不宜出轨，心才总算放宽了，却必须要等。
等人是最难捱的，或许比遇上自负口才的领导开的会更难捱。
这一点儿，那段短暂的做官儿的经历让我深有体会：台上的自然是领导，领导讲话总唯恐时间太短少了自己表演机会；台下的是下级，下级一个劲儿地在心里催“快结束了吧”，因为早已听厌了千篇一律总在不停重复少有新鲜的讲话。
讲话少有新意也是要讲的，这至少是干部身份的一种象征，所以就多且长且乱且烦。
烦也是要听的，尤其是主要领导讲话，那是指示，连副职讲话时常做的诸如交头接耳摆弄手机之类的小动作也是必须要减少的，因为领导总要强调会场纪律，说严了甚至会上升到这是对领导甚至领导本人尊重的高度，离开当然是更不敢的。
当然也有讲话风趣极善抓住人注意力的领导，但毕竟是少数，因为这样必须离稿发挥，除了主要领导和自觉德高望重者之外，其他的副职还是照本宣科的多，因为没有人愿去招惹被偷偷地议为傲慢自大的麻烦。
那天的会尤其长，或许重要，或许秘书把稿子整的太长，司机早已不耐烦了，直到我许诺再三地增加车费时，他才勉强陪我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