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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了，什么是公事？公事实际上就是在为人提供培养感情的机会——凡事总得对得起良心吧，或者可以说良心是感情的基础也是一种价值，只要对得起了良心，等价交换就实现了。
虽然有时候交换的代价太大，大便大吧，终究是公事于我无损，管那么多干啥，尽管原则就在这种所谓的等价交换中流失，尽管不少事就坏在感情上。
你也别不信，倘若没有了这样的等价交换，恐怕有不少人无法生存，相反地，也有不少人因为不信甚至藐视这个这个规律而付出了一生碌碌无为的代价。
据说终究是据说，我敢断定，我还没有庸俗到对这种尚无法辨清对错的据说感兴趣的地步——除了惊奇新鲜之外，我显然没有深入研究的任何意思，因为即使自己要想深入研究也不具备这样的背景，所以跟朋友提及纯属无话可说时的废话。
——最关注自己的人最易犯的错误恰恰就是忽略自己，或过高或过低任何一种走向极端的估计都应算作忽略。显然地，我忽略了自己，居然在朋友面前提及这种无聊的话题，或许我当时实在已无法找到能说的话题。
朋友是思乡镇山区综合开发项目的某老总，他是不容忽视的，良好的经济效益已经使之成为一个慷慨的人，他当即就拍板决定给局里十万元的捐助。
我自要推辞，尽管推辞并不坚定，毕竟还是推辞过了，这种推辞恰到好处，理所当然地无法改变他的决定。
这也算是我平庸生活中的一点儿波澜吧，因为当局长接过支票看了又看才确认不假时，虽一句话也没说，握着我的手却在明显地发抖。
我猜想，我的处境或许会发生一些变化吧，我期盼着，已暗暗地在分析着自己将要分管哪一块又该如何管。
然而，或许因为期盼过急的缘故，事实竟非如我愿：半年过去，我仍是无所事事。
必是机会不合适，否则，绝不会。我只能这样劝着自己。现在回想起来，这并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他压根儿就没有要安排我的意思，据说竟还是因为我的过去。
而且，原以为自己尴尬地努力绝不会有人知晓，事实却再一次证实我错了，不仅错了，而且错得厉害，因为就在办理完支票交接我从局长办公室出来的那一刻已经有人在冲我诡秘地笑，渐渐地就有更加不堪的东西入耳：
已到了如此地步又何苦呢？人哪，千万不能只看嘴皮子上的东西，骨子里谁不在削尖了脑袋往里钻？连林局……实在钻不动……一身骚。
这些突如其来的话难免过于尖酸刻薄，也道出了实情，我虽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儿，却仍当众脱光了似地，而怪则只能怪自己虑事不周。
其实，如果能够让自己更冷静一些就不难发现，只要沾了“官”字，事情就难保密，尤其在局机关，哪怕是最普通的一员，往往也会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能量，而那些中层干部则无异于局领导班子的晴雨表——只要是某位副职得了势，哪怕只是他们的猜测，也会蜂拥而上迅速示好。
细想起来，这是一种精神，不肯舍弃任何丝毫机会的精神。
而一旦失了势，则必会唯恐沾染了瘟疫似地远离，素质差一点儿的甚至会当众与之高声地吵起来似乎要显示点儿什么，素质高的虽仍能保持表面上的必要恭敬却还是会让人明显地感觉到恭敬中的不屑。
办公室主任就是后者，曾经是我最欣赏的年轻人，所以我竭力地推荐了他。
却不料其变化竟如此之快，态度居然比不上那位不被我看好现已离了职的老主任——起码还有句公道的话。
公道话是至关重要的，人有时候连这样几句公道话也得不到。
或许还是沾了“官”字的原因，人一旦从中解脱出来，反而轻松了，往往能还原到人的本性。
既如此看，我最欣赏的这位无论从那个方面去衡量都不是办公室主任的上佳人选，出于报复的心理，我自鸣得意。
我的自鸣得意维持不了多久，因为局长偏偏喜欢的就是这位，尽管局长难免会因为他的工作失误而严厉地训斥他，或许正应了一位老官场的话：工作无多无少，不要以为谁谁能干而谁谁就不能干，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
这话竟是一个铁定的事实，但我还是在期待着事故的发生，譬如延误了开会通知或者不会协调关系而将各科室搞的甚僵或者派车不当导致车祸之流，尽管少有这样的事，而且即便有这样的事，也常常会因为局长的一句话而让之消弭于无形，局长还是一如既往地信任他。
人做不得亏心事儿，只要做了亏心事儿，就会变得敏感。
敏感在正常的时候算不得坏事，而正常的时候却偏偏没有这样的敏感，脑袋象灌了铅似地木木地且沉重。
只要敏感，就会有更多地感悟，即使人的一句话或者一个眼神，常常也能砸摸出许多味道，而这些感悟无疑又助长了敏感。
敏感最直接的后果便是或多疑或悲观或亢奋诸多情感的纠缠，对主任的敏感观察明显加剧了对老主任的愧疚，似乎自己做了见不得人的亏心事儿。
因为老主任自打离职后，极具灵气的一个人一下子就蔫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遇有别人冷不丁喊他，就会受了惊吓似地发呆，必要别人再三喊他，他才会轻轻地推一下办公桌上的厚厚地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去看的报纸，缓缓地转过身“啊啊”连声，神情竟是迟钝，若是喊话者不再说话，他绝不会去问为什么，自顾自地去盯着报纸两眼不动。
人们对于新鲜事物的关注往往具有这样的规律：新鲜事物之所以新鲜，首先必因为其与众不同而让人感到好奇，待好奇得到了满足就习以为常了，没有人再去关注，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他只是一个享受正股级待遇的普通人员，象这样的人员在县直机关中可以说随手指几个就是所谓的正股级，人们再也不会象过去那样去求他。
出于愧疚，我开始注意他：他早已没有了过去人们甚至是象我这种类型的副局长去求他时的那种趾高气扬的风采，连走路都怕人似地低着头紧贴着墙角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