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不仅依靠刘歆，生生创造了一个理论体系。而且他能够抓住社会情势，延揽人心。然而我们要问一句？单单依靠政治手段就能得到天下人心的归附吗？毕竟前汉后期的几位皇帝并非长着暴君模样或是做着昏君的勾当呀？
不能。因为时代给王莽提供了条件，就像“时势造英雄”嘛。
还得从汉武帝说起。
众所周知，汉武帝时代给人最深刻的两件事情就是独尊儒术和征讨匈奴。而恰恰这两件事情深刻影响着汉代的历史进程。正面来看，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作为未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基本政治思想，使得中华文明能够长盛不衰，在孔子思想的指引下放出万丈光芒。但细细品味，你会发现汉武时期的儒家思想，及非完全有效实施起来，其本身的内容也比较诡异。
汉武帝仍然奉行法家的主张，从他晚年的崇信长生则更复杂，综合就是“霸王道而杂之”。董仲舒没有受到太多的重用况且不说，单是董氏儒学的思想本身，就有很多和宋明理学本质区别的特质。独尊儒术之所以能够被汉武帝所推崇，是因为董仲舒在总结儒家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儒学进行了阴阳五行式的改造，创造了一种春秋公羊学。
其中“天人感应”是最为重要的一点。该论认为：天子、天子，乃上天之子。皇帝存在是否合理，全在是否是天的旨意。有人说高祖刘邦乃一市井无赖，我虽极大地不同意，但是刘邦是万万没有想到用这样的高级理论去证实刘汉政权的合法性，大概也就停留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阶段。然而到了刘彻这里，将皇帝的至高无上性神化一下实有必要，于是带着宗教色彩的儒家成为刘汉王朝唯一的官方思想体系。
但让武帝没有想到的是，这种“天人感应”观，也是一把双刃剑。它能给大汉王朝的存在以合法性的解释，也能给大汉王朝的灭亡提供合法性的依据。天子替天统治，按理来说，就应以民为本。如果不以民为本，就要被替代。正所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皇帝再大，头顶上还是有个“天”，如果别的政治势力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那么皇帝的宝座也是坐不稳的。
那么“天”是用什么手段来向人展示它的意志呢？汉代的“天”神用灾异。这点很好证明。凡是翻阅二十四史“本纪”的人都知道，但凡读到一部正史，吸引我们的往往是那些具有传奇经历的名人“传”记，而记载皇帝经历的“本纪”往往要枯燥得多。不信你把曹操、刘备的“本纪”和吕布、诸葛亮的“传”记对比下看。
因为作史者不仅要在皇帝的“本纪”中记载他的个人经历，还要在“本纪”中着重记述国家的大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如有大事，必然要与祭祀和战事有关。除此之外，大量存于“档案”的便是日食、地震、水患、旱情的记载。甚至连地方志都颇受这种写法的影响。汉代人与我们不同，他们把日食、地震、水患、旱情看成是上天的意志。我们的老天爷虽不像耶和华般通过雷电时时现身，或是通过什么先知告诉世人怎么怎么。但是我们的老天爷可以通过种种异象，来展示他的喜怒哀乐。而这种思想深刻地写在汉代儒家的理论体系之中，使得“当代”的知识分子能够利用这样的思想武器，不断冲击着刘氏王朝的正统思想。
而前汉的历史也证实着这一点。
首当其冲的，还是汉武帝。武帝的另一个重要功绩就是攻打匈奴。客观的说，汉武帝的武力确实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效果，然而他动用全国之力，用桑弘羊这个超一流的理财专家敛聚钱财，晚年却仍让不能避免国库亏空、财政赤字。最为要命的，就是弄得民不聊生。
这给前汉的子民非常不好的印象，甚至通汉都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甚至都是后来刘秀放弃西域的重要原因之一）
虽然现在提到汉武帝，大多想到的都是一副气势雄浑、傲然挺立的大帝形象，然而在整个两汉，汉武帝并非如此高大，相反，他的事迹常常做为负面教材，成为大臣抨击的把柄。
于是自武帝后，灾异频现，日食、地震、水旱不时见诸报端。而王莽主政后，诸如凤凰来纪这类的吉兆却不断显现。上天似乎预示着大汉将颓，要立新君。
后来似乎连皇帝自己也觉得不改不行了。于是有了哀帝的上天“再受命”的举动。他改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不料这次活动的鼓吹者夏贺良志得以盈，不到两个月，就想抢班夺权，斥去旧时的三公。逼得哀帝实在忍不过，把他杀了，作秀的闹剧霎时终结。
然而上行则下效。这种“受命”的观念却被“集体记忆”了下来，灾异说已经把汉家的天位在精神上打倒了。进也不可，退也不能，皇族和子民们在僵局之下徘徊观望。
更给人以绝望的是“汉嗣三绝”，即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都没有子嗣，人们在绝望中看不到“世界”的希望。
但一颗政治新星冉冉升起，那就是王莽。
王莽一生都在奋斗，他坚信通过努力，付出一切，终将得到回报。
于是他虽然屡屡加官进爵，却仍能保持一颗谦让的心态，大行社会捐赠事业，大兴土木建筑，给社会的良心——知识分子建造经济适用宿舍。同时不忘舆论轰炸，吩咐下人，将他的“丰功伟绩”编入小学课本，搜集有利于新莽口味的诗词歌赋，装订成册，使街头争相传唱。王莽的主政，给人以信心，似乎唯有王莽才能救中国，唯有新王朝才能发展中国。王莽的代汉，似乎只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徒缺形式而已。
于是在各式文人纷纷歌功颂德，群臣百姓都急切的劝进，王莽已经多次推托的情况下，他终于觉得以51岁的高龄（在古代算不小的了）当次皇帝亦未尝不可。
公元6年十二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颇有“民选”色彩的皇帝就这么诞生了，改国号为“新”，王莽要一扫西汉末年的腐化而力创一个全新的时代。他决心励精图治，他决定大刀阔斧，他要按照周礼打造他心中一个理想的王国。他要人人都温暖，百姓无饥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