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到，造成三国演义里的人物多是两字姓名的现象，乃是王莽时代的一个制度遗存。我们举了他孙子的例子。既然提到了他的子嗣，不妨顺便说上几嘴。

前面说到，王莽把宗法制、分封制与秦汉时代形成的郡县制统一到了一个体系中。然而按照我们习惯的逻辑，提到分封首先会想到的应是自己的直系亲属，而不是那些异姓官员，想当年高祖刘邦不也留下过祖训“非刘氏不能王”吗？那么王莽在这方面的做法又有哪些特点呢？

最大的特点就是王莽并没有封“王”。周代所谓“公侯伯子男”，上面还有一个周王。到了新朝，这五等爵的上级则是王莽皇帝。新朝并没有“王”这一等级。而后来的中国历代的分封制，往往是带有“王”爵的。而这些王朝都会默然遵循“非某氏不能王”的规律，分封同姓诸侯为王。

王莽则将亲戚与高级官员一视同仁。由于逼死俩儿子，他只剩下俩儿子做为皇嗣的继承人。于是让王临做皇太子，让王安做了新嘉辟（又是一怪名儿。而没能成为太子，是因为这王安是个荒淫之人）。又封死去的长子王宇的六个儿子为六公。其余又封王氏齐缞之属为侯，大功为伯，小功为子，缌麻为男，其女皆为“任”。

又封所谓同族的“姚、妫、陈、田”为侯伯之官，比如封陈崇为统睦侯，封田丰为世睦侯。这五姓合着王氏，一块上了各地的高等户籍，都成为宗室的一员。五姓为同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又和五德终始有关，主要是王莽需要和黄帝扯上关系。前面说到赤帝（大概我想也就是炎帝）传玺印给黄帝，王莽只要是黄帝的子孙，即位就可以有理有据。那黄帝姓什么呢？姓“姚”。黄帝八世生舜，舜姓“妫”。后来舜的后人妫满被周武王封于陈，于是姓了“陈”。十三世后生了陈完，陈完去了齐国，被齐桓公任命为卿，于是又改姓了“田”，后来便有了田氏代齐。到了秦国灭掉五国，独独剩了齐国时，齐王建乖乖递上降书，于是天下一统，尽归赢秦。后来项羽称霸，不仅封了刘邦做了汉王，而且还封了那个献上降书的齐王建的孙子田安为济北王。后来刘邦兴汉，田安自然流亡失所，山东一地的人称他的这一宗为“王家”，于是老田家人变成了老“王”家人。王莽便是这一宗的后代。于是整理的家族史，王莽便把八竿子打不着的黄帝、虞舜都拉到自己这一边，实开了后代修家谱、附名人的先河。更有意思的是，他还把黄帝、少昊、颛顼（后有尧）、帝喾、舜、夏禹、皋陶、伊尹的所谓“后代”统统找来，加侯进爵，以示天下大统，万世和谐。

但是，虽然封了这么多的宗室子孙为公、为侯，还是那句话，却不曾见过一例封“王”的事例。王莽虽然代汉成功，但心里总还惦记“非刘氏不王”的“天条”（以至于他后来还改了周边少数民族的“王”印，去“王”为侯，自是后话）。他只好通过“体制内”生存，在关键部门安插好自己的王氏亲属。你比如说，“四辅”里有太师王舜，“三公”里有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四将”里有卫将军王兴、前将军王盛（当然这俩不太算，一个看门的，一个卖饼的），以及后来的新封的“五威将军”中的东西南北四个威将军。至于在赤眉、绿林起义以后，史料记载的王氏为将的事情就更多了，这里就不必赘言了。

总之，王莽在“量”上保证了权力不会旁落到异姓手中（在“质”上就难说了，有点犯了“任人唯亲”的错误），这也使得其他大臣们在王莽的改革中“三缄其口”，任由王莽改去。然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登峰造极，往往不是好事，掌权者往往“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对于刘氏宗亲，王莽又如何处理呢？

首先是封刘皇太子孺子婴为定安公，永为新室宾。孺子婴还小，稀里糊涂退了位，稀里糊涂做了“监禁”。完全是个玩偶。不幸的是，他的玩偶做了一辈子，十几年后，新莽覆亡，这位少年却又被仇视更始皇帝刘玄的方望立为天子，实在是古代版的“溥仪”，却又点背的多，不仅没有获得“共和国改造”的机会，这个“伪政权”很快被更始皇帝派遣的李松、苏茂等击破，少年孺子婴也被砍了头。

当然王莽对待其他刘姓宗室也好不了哪去。他先改汉氏诸侯王为公，令刘姓郡守回朝，回到中央做没有实权的谏大夫。后来徐乡侯刘快结党数千人起兵被剿，真定刘都谋乱未行先泄，大大刺激了王莽的神经，便令汉诸侯王为公者，悉上玺绶降为平民。刘氏宗亲一落千丈，其中就包括南阳刘秀他们家族。这也为“人心思汉”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当然更为甚者，是王莽心存“戒汉”思想在改革币制上的极端反应。

王莽的改币一共是四次，发生在六年之中，不可谓不频。每一次都有特点，比较容易记得住。第一次是在公元8年，此时平帝在位。第二次，发生在代汉之后的不久，具有明显的“废刘而兴王”的特点。第三次，他进行了空前混乱、也最为后人诟病的“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的宝货制货币政策。第四次，废除“宝货制”，改为“货布——货泉”制，重新回到五铢钱的货币体系上来。

下面我们就改币的过程、效果，对新莽政权的存废影响及艺术、收藏的角度看看王莽这几次改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