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姐我们两家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第二天上午十点，我们踏上归程，然后于下午六点半到达河阳。这样算起来，我们两家在一起的时间只有十六七个小时。

从河阳火车站下车后，我和周启明坐公交车回家。进大院走到办公楼前的时候，从那楼里面急匆匆跑出来一个人叫我，定睛一看，那竟然是徐仲雅。

“哎呀子华你可回来了，我在这等你两个钟头了。”

我说：“有事啊仲雅？那，快到我家去吧。”

周启明他们局已经搬到不远处一幢三层楼上办公了。而且取消“筹建组”，正式下了编制和定员，周启明的副组长也就名正言顺地改成了副科长。另外那个赵局长也兑现了诺言，将我们小院子西屋的档案室迁走，把那个屋子也给了我们，这样我们就有了两间房子。我们便将西屋改成了客厅兼餐厅，还安了一张小木床，将来有亲友什么的来河阳，还能在这里住一下。

到家后，周启明去做饭，我就把徐仲雅让到“客厅”，问她到底怎么了。

徐仲雅还没说话呢，眼圈先红了。她嗫嚅着说：“子华你说怎么办啊，我跟吕英慧闹崩了！”

我心里一阵“腻歪”，我心想你跑来等我两个钟头，就是要跟我说这个呀，我真是一点点都不感兴趣。要叫我说，你徐仲雅属于没事找事，当然那个吕英慧办事也有点不大“着调”。

自从人民饭店的“误会”之后，徐仲雅家跟吕英慧家就闹得不可开交，而且越闹越大。就在曹桂堂被罢免了“副主任”（那个学校后来也进行了机构“正名”，教务组改为“教务处”，副组长自然也就成了副主任）职务不久，有人投“匿名信”给省革委负责人，揭发秦宗权的生活作风问题，主要内容是他跟省立医院的某个女医生、河阳四中的某个女教师“胡搞”，说的有鼻子有眼；省立医院的宣传栏上，还出现了攻击秦宗权的大字报。

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21世纪，那应该是相当严重的“政治事件”。但在提倡“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文革时代，这不算什么大事。别说攻击“组长”秦宗权了，连匿名攻击省革委负责人的事情也屡次发生。因此，上级压根就没拿这匿名信和大字报当回事。

上级不当回事，不等于吕英慧不当回事。吕英慧不依不饶，逼着秦宗权“澄清”他跟那女医生女教师到底有什么事。秦宗权说你听那些人胡说，还不如听我放个屁。我在河阳这么多年了，我认识人多点有什么不正常？除了那两位，我认识的女人还多着呢。从我造反到现在，贴我大字报的人数都数不过来，还有人说我反党、反毛主席呢，你也信？

吕英慧说：那不是以前的事了嘛。我认识你以后，就从没有过匿名信、大字报，怎么这两天一下子全都冒出来了？

吕英慧这一说，从另一个方面提醒了秦宗权，他立即就怀疑起了那个“臭老九”曹桂堂。也不知道秦宗权是怎么分析的，反正吕英慧随即认定这“缺德事”是曹桂堂干的。吕英慧气坏了，找到徐仲雅大吵一顿，说的一些话很难听，徐仲雅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然后徐仲雅就更生气，她回家跟曹桂堂吵，说你这么干简直就是愚昧无知、混账透顶。曹桂堂赌咒发誓，说他绝对没有干这种“下三滥”的勾当，可徐仲雅不相信，说就算你没干，也是你指使别人干的。她质问曹桂堂：吕英慧他们如果没有一点根据，他们怎么会怀疑到你的头上？结果曹桂堂又实在拿不出证据来表明自己的清白，被徐仲雅骂得狗血喷头之后他恼羞成怒，跟徐仲雅对骂起来，夫妻俩闹了个一塌糊涂。

今天曹桂堂和徐仲雅又大吵一顿，曹桂堂气极了还想动手打人。徐仲雅满腹委屈，就把电话打到周启明的办公室找我，那的人告诉她周启明请假探望丈母娘去了，应该下午回来，徐仲雅竟然坐了近一个小时的公交车跑来农机局等我们。

我坐了大半天的火车累得够呛，再说我也没心思管她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案，因此我也就没有好气，我说：“仲雅，你这事别人真是什么都没法说。老曹到底干没干，你还不知道？”

徐仲雅说：“他就是没干。吕英慧他们冤枉他。”

我说：“他又没证据，吕英慧又不相信，你找我，我有什么办法。”

徐仲雅朝窗外看看，压低声音说：“你能不能让周启明跟吕英慧解释解释。他俩原来是同学。”

我大惑不解：“仲雅你什么意思？咱们三个这么好的朋友，难道还赶不上个‘同学关系’，而且那‘同学’还不是一个年级的。你这事我劝过吕英慧好几次，她都有点烦我了，你还让周启明掺和个什么劲。”同时我心里想，徐仲雅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我怎么可能让周启明去说这些“破事”。

徐仲雅却坚持说，只要周启明开口，吕英慧一定会给他这个面子。这件事就会过去。我坚决不同意，说徐仲雅是胡闹。徐仲雅屡屡哀求无效，脸色就有些不大好看。这时周启明端着面条过来说：“小徐，跟我们一块吃点吧？”她起身冷笑一声：“谢谢，我吃不起。”说完转身就走，我赶紧留她，她理也不理，蹬蹬走出去了。

周启明问我：“怎么了这是，你俩吵架了？”

我“哼”了一声说：“我稀得跟她吵。神经病啊她。”

吃面条时，我跟周启明说了徐仲雅来的目的，周启明也不愿意了，他说：“真是神经病不假。怪不得吕英慧那个时候不理她了，子华我看你以后也少理她，你别当她还是过去的徐仲雅，她变多了。”

我说：“我琢磨来着，我不光要少理徐仲雅，我也得少理吕英慧。人家现在是省领导夫人了，咱们这平头百姓还是别往上靠的好。”

周启明说：“吕英慧倒不是那样的人，不过问题是我们闹不清秦宗权的底细。少理就少理吧。”

我长叹一口气：“真没想到她俩能闹到这个地步。到底怎么了这是。”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继续在河阳休我的探亲假。周启明每天去上班，我就老老实实在家履行家庭主妇的职责。周启明回家就吃饭，吃饱了就跟我翻云覆雨，被我伺候的舒服极了，他便几次在我跟前念叨：“子华你快退休吧，你退休我就能过上神仙过的日子了。”

周启明过得舒服，我过得也很舒服，因为就我们两个人的一个小家，实在没多少家务活可干。这个时代什么娱乐活动都没有，没有电脑，没有电视（电视很少，只是少数高层人物享用的奢侈品），收音机里面除了革命口号就是八个样板戏，我闲极无聊之际，忽然萌生了一个虽然有些荒唐，但很具有长远意义的“另类”念头。

那天周启明跟我说他去郊区的一个农机站，中午不回来吃饭了，我便在他走后不久，去了西面不远处的农机局办公楼。我进到文秘科一看，里面只有那个小罗在，正伏案写什么东西。

见我进去，她忙站起来笑着打招呼：“嫂子来了？”

我说：“小罗你忙着呀？周启明呢？”

小罗说：“周科长去‘现场’了，他没给你说？”

我直自责：“看我这脑子，他说了我忘了。”

小罗忙给我端椅子：“你坐会吧嫂子。”

我没坐，我说，“我没事。你快忙你的。哎，你中午都怎么吃饭？”

小罗说在食堂吃，我说，老吃食堂多没劲。今儿中午我包饺子，你上我家吃吧，我一个人在家闷得慌。小罗“谦让”了一下就答应了。

小罗这女孩子挺有数，离下班还有大半个小时呢，她就偷着“溜号”跑到了我家，跟我一起包饺子，然后我们就煮饺子，吃饺子。这个过程中，我就开始了我的“调查”工作和“争取”工作。

很快我就搞明白一点，这个罗月平（小罗的大名）是河阳西面夏唐县人，家庭出身为最正宗的“无产阶级”，因为他父亲是一名矿工（当然是国营煤矿的，此时没有私营煤矿），母亲是县农具厂的电焊工。小罗毕业于河阳商业局所属的第二商校，分配到市革委附属的招待所当服务员。因为她喜好文学，经常捣鼓点诗歌、散文什么的，其“大作”还上过《河阳日报》，因此就小有了“文气”，去年被调到招待所革委会管宣传，成了干部。赵局长以前认识她，所以在组建那个筹备组的时候，就把她招了进来。

我心里奇怪，我想，我调个机关费那么大的劲，她怎么进机关这么简单啊？我就向她讨教，问她调动的时候是怎么“运作”的，有没有往领导家跑跑呀，“表示表示”呀什么的。闹清楚我的意思后，小罗直摇头，她说：“我调动的时候，我家里根本使不上劲，我上班时间不长，在机关也没认识几个人。就是赵局长那天给我打电话，问我愿不愿意到机关的农机局来，我说我当然愿意了，在那招待所干有什么意思。他就说，那你明天过来一趟。我去了他就领我办手续，办完我就来农机局上班了。”

我实在不能相信就这么简单，我问：“你连赵局长家也没去过？”

她说：“去过呀。我调到农机局以后，我爸说你得谢谢人家赵局长。我就去了他家，给他带了些东西。”

我心想就是啊，你这不还是给他送礼了嘛！我忙问你给他带的什么，她的回答让我大跌眼镜。

小罗说，她去赵局长家的时候，带了两斤红豆，两斤绿豆，三四斤花生米，一小包柿子干，全都是她爸老家的土产。赵局长高高兴兴地就收下了。问题是小罗从他家走的时候，那个“阿姨”却非让她带走了两盒北京果脯、一罐上海炼乳，果脯给她吃，炼乳让她带给父母。也就是说，从价值上衡量，赵局长给她的东西比小罗那些“礼”，要超出五六倍还不止。小罗心里不安，以后再去赵局长家，就什么东西也不敢带了。

小罗说的这件事，在21世纪有点象天方夜谭，但我却完全相信那就是事实。就像我一样，我跟生产部的姜新友部长非亲非故，我连他家门朝哪开都不知道，但我已从封部长那里得知，他正在不动声色地为我的调动出力呢。

“调查”工作告一段落后，我又开始了“争取”工作。小罗很单纯很天真，我没费多少工夫，就将她培养成了我的“粉丝”。后来有一次，小罗患重感冒住院，我又是送饭，又是陪护，照顾得无微不至，把小姑娘感动得直掉眼泪。从那之后，她就彻底地被收编到了我的旗下。

此后有段时间，对于蓄谋“策反”罗月平这这件事，我很有些鄙视我自己，我觉得怎么看怎么都像是那句俗语说“吃饱了撑得没事找事”。不过再换个角度想想，我好像也有我自己的理由，尽管这个理由有些“朦胧”，尽管这个理由不能登大雅之堂。

我觉得，别看罗月平现在只是一个“闲棋冷子”，但就像某个电视剧上，国民党军统头子安排潜伏特务的“批示”说的那样，我对小罗的原则是“只蛰伏，不启用。待战事，见奇效。”我有个不太好的预感，将来的某个时候，我可能会非常地需要这个“粉丝”的帮助。

一年多之后，当“潜伏”的小罗同志终于发挥了重大作用的时候，我不禁为我的“先见之明”、“远见卓识”和“深谋远虑”而沾沾自喜，既而又感概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