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是人类的第一性。当然，这是官能上的产物，人们习惯性地将它隐藏在道德规范之下，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下才会爆发出来。在社会环境中，人类总是会感到痛苦，因为他们的天性被压制了。从小他们就开始接受‘善’的教育，这种与天性格格不入的灌输让他们对生活充满了挫折感。所以人类总是追求更高的权利，因为权利可以使他们处于统治的地位，可以任意的去伤害和支配。古今的高官帝王，莫不如此。所以身处高位的人从来不以民众的要求为第一考量，他们所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重复的行使自己的权利，并且尽一切力量维护它。这一点马基雅维里在他的《君主论》中早已指出了。他的著作也被历代政治家奉为政治圣经。所以所谓的善良不过是一种虚伪的表象罢了

人类的历史中，有因为宗教意识而产生的战争，有为了民族生存而进行的战争，甚至有特洛依这样为了爱情和美女而进行的战争，却从来没有什么正义的战争。因为战争本身，正是人类极恶本性的体现。对于君主所奉行的条理中，民众是盲目的和愚蠢的，与其费力和他们讲道理，不如用欺骗来引诱他们，用利益来驱使他们。

或许你会认为当时马基雅维里所处于的时代是君主制，但是我认为，对于君主制和民主制度，其实只是一种时代生产力的不同，核心还是一样的。正如针对国家不同时期的情况使用不同的施政方针是很正常的事情。西汉初200年的历史就是很好的例子，从汉初文，景时崇尚老庄的无为而治的无为到武帝的无不为，并不能说谁好谁坏。

记不得是亚里士多德还是卢梭曾经就民主说过一段话：“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民主更坏的政治制度了，一个就算在大多数情况下由大多数人执政的政权也还是会经常的产生暴政。但是我们之所以还是选择民主是因为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是代表的是这个社会中最强的阶级的力量，由大多数人执政可以确保这个制度稳固，即使会产生暴政。记住，最坏的统制也远比没有统制好的多。”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到法国启蒙运动时期那些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的人们，虽然一直在倡导民主，完善民主。可是他们选择民主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制度并不是他们认为民主能带来社会的公正，高效率或所谓的人类的幸福，民主一样会有暴政。只是这种暴政属于大多数人的暴政。

马基雅维里让我想起了三个人一个是迦太基的汉尼拔，一个是蒙古的耶律楚才，一个是西班牙的那司卡撒司。他们生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政治制度。但是他们都有一些相似的地方。都是真正精英，不被世俗的力量所左右，能认清自己的道路并坚定的走下去，有勇气去改变自己所要改变的。汉尼拔是迦太基的大将，耶律楚才是蒙古的宰相，他们也都的确是位高权重。可是任何革新者都拥有一定的权力，否则革新也就无从谈起。可是和他们面对的敌人比起来，他们的力量还是远远处与下风。因为被革新者一般是既得利益者，整个游戏的规则是这些人制定的。革新者所面对的更强大的对手就是传统。

对比这三个人，马基雅维里显得很聪明，他只把原理告诉了最高权力者，但是并没有为他指出道路或自己尝试着去走，所以，他的下场原比那三人好多了。

他在书中反复强调的是历史重视的是权力的正当性和权威性而并不重视取得权力的方法是否正当，成功了就是开国元勋，失败了就是乱臣贼子，得天下决不可妄谈仁义。历史就是由血写成的。历史上那一次社会的变革不是浸透了鲜血。谭嗣同不也是自愿为变法而流血？社会的大变革本身就是非常的手段，不能用平时的准绳来衡量。否则战场上的勇士岂不就成为大大的杀人犯？

生活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处世的原则，都在走着属于自己的路，没有谁会无条件的服从他人，因此为了使其他人服从自己，实现自己的准则，这个世界上才需要权力。人各有志，不可强求，但是权力就可以强求别人服从自己的准则。历史从来只有结果，也就是说只重视权力的归属而不会去追究取得权力的方法。正史从来都是为胜利者而写。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是满手血腥，对他们的评价不同只是因为一方战胜了另一方。他们真正关心的不是姓资还是姓社，而是如何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已。

这有开始回归到了人性。人们是如此害怕真实，以至于根本无法面对内心深处真正的自己。无论多么出色的人，灵魂总存在着那阴暗的一隅，罪恶的火苗在那里闪烁，黑暗是它的阴影。而我们，又永远不肯将它敞开在阳光之下。所以，人类也永远无法真正的信任对方。

但是创立和实践共产主义事业的人们，例如马克思，卢森堡，列宁，*，周恩来，瓦格那等，你可以批驳他们的理论不正确或议论他们的是非对错，但是你却不能怀疑他们的人格，比起许多连“自我”[ego]都失去了，剩下的只“私我”[id]的人。他们具有很明显的“超我”[superego]的人格。他们用自己的一生去实践自己的理论。

但是任何人都会受到起所在时代的制约，热情不是万能的，天才也只是有限的，耶律楚才无法将他的政令延续到他死后，汉尼拔也曾受挫与罗马的军事天才西辟阿，但是他们能负担起他们的时代的使命就是他们超越平庸的原因。

似乎无论哪个时代，没有人能够注意人民的愤怒？难道人民真的没有权力和能力吼叫？自下而上的革命会比较彻底，更少后遗症。但为什么马基雅维里不选择自己走到街头，走进人群呢？因为要民众放弃目前这种稳定的生活而赌上自己的身家性命去追求一些遥不可及的东西，嘴上喊喊也许可以，真的要去做，我不认为会有，除非是什么都没有的亡命之徒，否则就我自己来说，我不会去做。现实也确实是如此。不可否认，这也是因为现实没有糟到那个程度。

关于长时间蒙蔽人民在历史上有不少的例子。举个简单的例子，明成祖时期的郑和七下西洋后长达四百的时间中中国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中，东西方的交流陷于停顿，是典型的愚民政策。袁崇涣效忠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是一个岳飞式的人物，最后被明政府处决，这本来是很老套的忠良被害的故事，可是耐人寻味的是他死后将他碎尸的却恰恰是那些他所守护的人民大众。鲁迅一生没有什么长篇大作，但是在他那一篇篇杂文和小说中应该不难看出四百年的愚民政策对中国的影响。夏瑜虽然是小说的人物，可是她的悲哀也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有点越扯越远的感觉，就这样止笔吧，最后用一句不合适的话来结束这一篇不靠谱的文章：虎死留皮，人死留名，留皮是任人踩踏的惨状，那留名任后人议论是非又算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