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档案员给我传输材料的时候，我坐在那位先生用枪给我指定好的地点一张一张地把电传纸取下来。我的同伴已经站了两个小时，背靠着墙，仍然是捆在一起的，几乎无法活动。一个个无精打采的，已经有些坚持不住了，样子十分可怜。

但是他们最难受的时候还没有到来。

“先从你开始，”他对我说，“叫什么名字？”

“迈克尔-布罗克。”我很有礼貌地回答。

“你去年年收入是多少？”

“我已经告诉你了，交税前是十二万元。”

“你捐赠了多少？”

我当然可以撒谎。我虽不是税收律师，但我仍有信心可以巧妙地对付他的问题。我看到了我的1040表传输过来，我抓紧时间飞速地浏览了一下那几页内容。克莱尔做实习医生已是第二年了，年收入在三万一千美元，这样一来我们俩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克莱尔读书的费用，在乔治顿的一套漂亮的公寓每月二千四百美元，两辆新型汽车以及相应的汽车费用，还有要维持高水准的生活所需其他费用，我们俩只要花上两万两千美元就可以了。

那位先生仍在耐心地等待。而实际上他的耐心反而使我心虚，丧失了刚才那种自信。我猜测那些警察正在天花板上的通风道里爬着或登上附近的树，或在邻楼的屋顶上来回巡视，观察我们这间办公室的结构，就像我们在电视里所看到的那种情形一样：他们在寻找一个可以射击凶犯头颅的角度，而凶犯却对此一无所知。他已接受这样的命运，准备去死。而我们其他人可不希望会有这样的命运。

他还在玩弄着他那红色导火索，这使我的心率快达到了每分钟一百次。

“我给耶鲁大学捐赠了一千美金，”我说，“又捐了两千给地方基督教会联合会。”

“你捐助多少给穷人？”

我不知道捐赠给耶鲁大学的钱是否用于资助贫困学生了。“给联合会的钱就是用来散发给城里的穷人的，我可以肯定一些穷人会得到的。”

“你又给那些挨饿的人多少钱呢？”

“我交各种税的钱是五万三千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需要照顾的儿童，或其他什么人的福利、医疗等项事业。”

“你是出于自愿这么做的吗？是以一种奉献的精神做的吗？”

“对此我并不抱怨。”我说，其实这和大多数国民一样，都不是真心话。

“你挨过饿吗？”

他喜欢简短的回答，而我也没有心情去和他耍脑筋或施展幽默。“没有，”我说，“到目前还没有挨过饿。”

“你在冰天雪地里睡过觉吗？”

“也没有。”

“你挣不少钱，可是我在你旁边走过时你连几个零钱也舍不得给。”他又用抢指点着其他几个人，“还有你们，我坐在路边乞讨，你们就在我身边走过。你们喝一杯咖啡的钱就足够我吃几顿饭。你们为什么不能去帮助那些身无分文的人，那些有病没钱治的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你们是那么富有。”

我也和那位先生一起注视着这些可怜虫，那景色可不太雅观。大多数人都两眼盯着自己的脚，只有拉夫特看着桌子底下。回想着我们每个人在特区的街上遇到那些乞讨的人时的想法，如果你给了他几个零钱，他就会立刻钻进酒馆，或是再缠着你多要一些钱，即便你给了他钱，他也不会就此离开这里不再乞讨。

又是一阵沉默。一架直升飞机就在附近盘旋，我完全可以猜测出他们在停车场那儿正如何策划着。他们在催促那位先生发话，电话始终接通着，但始终没有通话。他不想与任何人谈话，也不想谈判。他只和我们会议室这几个人说话。

“你们中哪个人挣钱最多？”他问我。马拉穆德是我们当中唯一的股东，我胡乱地翻着这些文件，终于找到了他的。

“我挣得最多。”马拉穆德主动说。

“你叫什么名字？”

“内特-马拉穆德。”

我很快地看完了内特的收入明细表，能看到一位股东成功的每一细节的机会并不多，但现在这丝毫不能引起我的兴趣。

“多少？”那位先生问我。

哦，国内收入总署的记录真是明晰得很。你想要知道什么？总收入？调节后的总收入？净收入？应课多少税？是月薪还是周薪？是商业收入还是投资盈利？应有尽有。

马拉穆德在公司的月薪是五万美元，而每年从公司中获红利五十万一千美元，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梦寐以求的。去年是个丰收年，这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那些股东中有许多人收入都逾百万美元，他也是其中之一。

我决定还是小心行事，在这张明细表的后面还隐藏着许多其他收入情况，如房屋出租、股利，还有一个小买卖等等。我想如果那位先生看到这张明细账目表，他都得会和这些数字去拼命。

“一百一十万。”我说，表上还有二十万我没报。

他沉思了一会儿，“你挣了一百万美元。”他对马拉穆德说。马拉穆德面无愧色。

“是的，不错。”

“你捐了多少钱给挨饿的人、无家可归的人？”

我已经迅速地看过了他各项扣除项目的真实情况。

“我无法准确地记起具体数目了，我和妻子给慈善事业的捐赠是不少的。我所知道的一次捐赠就是五千美元，是捐给特区基金会的。我想你会知道的，那个基金会把钱财布施给穷人。我们捐赠数目是不小的。而且我们也很高兴这样做。”

“我相信你是高兴这样做的。”那位先生说，语气里第一次露出一些讽刺的意味。

他不打算让我继续解释我们是何等大方慷慨了，他需要的是更为实际的情况。他叫我写下我们九个人的名字，并在旁边注上去年的收入和给慈善事业捐赠的情况。

这是需要时间的。我拿不定主意：是快点把它写完呢，还是故意拖延一下时间呢？他如果不喜欢这些算术是否就会把我们一块杀死呢？也许我得慢一点做才好，因为从这表一眼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些富人的确收入颇丰，而捐出的钱相比之下是太少了些，我知道，这种僵持的局面持续越久，解救人员就会越急切。

他并没有说每隔一小时就杀一个人质，他也没有要求释放在押的同伙，他似乎什么要求也没有提出，真的。

我不紧不慢，马拉穆德也不慌不忙。最后轮到了克尔伯恩，他做见习律师已是第三年了，收入才八万六千美元。令我不快的是我的伙伴巴利-纳佐竟然比我还多挣一万一千美元。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说。

“如果把这些数字都加起来，是三百万美元。”我向那位先生报告说。他似乎又在打盹，不过手却仍然握在红色导线上。

他慢慢地摇了摇头。“那么给了穷人多少钱呢？”

“总共是十八万元。”

“我不要总数，别把我和我的那些人同交响音乐和犹太教会混到一块儿去，也别把我们与你们白人的俱乐部相提并论，你们在俱乐部里拍卖你们的酒、你们的手稿，然后给童子军几块美元。我在说食物的问题，婴儿的食品。就在这里，就在这座城市，你们在这里挣几百万美元，可是还有那么多婴儿在夜里饿得直哭，因为他们太饿了。你们为他们的食品捐了多少？”

他又在看着我，我盯着我眼前的报纸。我不能撒谎。

他继续说道：“整个城里到处都是施粥所，在那里穷人和无家可归的人可以得到点吃的，你们向施粥所捐过多少钱？到底捐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