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是好，就是咱们这儿没有干这个的人才！”节政委在发愁。“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人人都要戴毛主席像章，这是表忠心的具体表现，像章越大越显得心忠、心红。许多狂热的信徒甚至发展到胸前像开展览似的戴上二十来个像章。有的脖子上吊着小孩脑袋大小的一块像章，盖在胸前像古代武士的护心镜。后来，大家发现像章不能再大了，再做大了造反派和红卫兵的脖子和胸脯都会受不了。于是大家又以万分的忠心和热情去研究新的设计。一时间各种装潢、各种形式的像章纷纷上市。争奇斗巧的程度，与八十年代摩登女郎追求新潮衣饰的心情一样。这便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悠地挂在头顶，不知什么时候下来把你咬死。今天快收工的那几分钟，班长老解弯腰去捡一把洋镐，啪！掉下来一块大石头，正好砸在他的后腰上，登时这个壮实的汉子趴下就起不来了，大伙儿轮流把他背出井口，听说他下半截废了，这辈子都得拄着拐。可是医务所的大夫还说他命大，说他是今天的第五个，前面的四个都蒙上白布单子进太平间了。

抑郁的叶涛一进门瞧见个金黄色的毛团闪进谢萝的衣袋。

“什么玩意儿？”叶涛吓了一跳。

“一只小金花鼠！”谢萝怯生生地回答，她知道这个老实人不喜欢小动物。

叶涛凑过去一看，小东西鸵鸟似的伏在口袋里，大尾巴盖着脑袋，一只乌黑的眼珠从蓬松的黄毛后打量着他。

“你还有这个闲心！”叶涛又累又饿，气不打一处来。

“不是我去逮的，不……”谢萝结结巴巴地分辩。

“不是你逮来的，也是你引来的！”叶涛气乎乎地扒下脚上那双张了嘴的胶靴，嗵地一声扔向墙角，震得谢萝和她口袋里的“小祸根”同时一颤。“把它放了，留在这里也是喂了房东家的猫！”

吱呀，笨重的木门推开一条缝，探进一个花白的脑袋。房东大娘听见他俩议论她的大黑猫了：“说甚哩？我家的猫可不偷嘴！”

等到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见到几乎吓晕的小金花鼠，老大娘蠕动着没牙的嘴，喃喃地说：“哦！是只小狢狑。准是前儿个你们队几个嘎蛋小子，使水灌了它的洞，两只大的淹死一个，打死一个。这兴许就是那只小崽罢！太小啦！放出去也活不长！”

原来小金花鼠也是一个被抄了家的小可怜！谢萝和叶涛对看了一眼，叶涛不再嚷了。两人眼前同时浮起几年前的一幕：

……发着高烧的谢萝和茫然不知所措的叶涛被几双粗壮的手又推又搡地拽上了顶上亮着红灯的吉普车。三岁的儿子站在被抄得乱七八糟的家门口，大睁着的眼睛里满是恐惧，直到吉普车的引擎发动起来，他才突然用尖锐的童音嚷了一声：“妈妈——毛毛要妈妈——”

谢萝用手背擦去流到腮边的眼泪。叶涛半天不言语，最后闷闷地重复了一句：“小心别喂了猫！”

小金花鼠算是被接纳进这个家庭里来了。由于初次见面不愉快，它对叶涛总是抱有高度警惕，只要叶涛的破胶靴一响，它便立刻钻进谢萝的衣袋。而叶涛根本不在乎，他在几米深的地底下跟石头打一天交道，满身泥水地回到小黑屋，唯一的希望是立刻躺下，绝对没有任何闲情逸致去答理小金花鼠。

金花鼠一（3）

但是有一个现象不能不引起他的注意。

北坡村的一大特产是耗子，这些三四寸长的动物神通广大，对任何可吃的不可吃的一律照啃不论。老乡们把粮食、干粮、油料藏在瓮里或缸里，上边压着石板，照样被它们钻进去悄悄搬运糟蹋。老乡家家养猫，根本不管用。倒不是猫接收贿赂，被鼠收买，这些猫的觉悟还没这么高，而是实在寡不敌众。老乡们只好尊称它们“灰八爷”，把它们与狐狸、刺猬、黄鼠狼等等一起并列为神，在村外建上一尺高的小庙，偷偷祭祀，这么做当然更没有用。“灰八爷”对外来户欺负得更凶，因为远道而来者无法携带笨重的缸瓮石板。一次，谢萝打开他们的木箱，惊得杀猪似的尖叫一声。叶涛以为她又见了什么恶鬼，赶紧过来。嘿！比见了鬼还可恶：一窝肉红色的小耗子蜷缩在他俩的破衣烂衫之中，为母者早已逃之夭夭，不过它没有忘记把周围的一切都嚼成碎片。于是谢萝仅有的一件毛衣当胸开了个大洞，叶涛的一条绒裤也开了裆……

自从小金花鼠来到，形势立刻改观。小金花鼠进门后把每个角落都钻了一遍，连炕洞都不例外，然后跳到被垛上舔掉身上的蛛网尘土。不知它给“灰八爷”下了什么通牒，反正耗子们全搬到房东大娘屋里去了。每逢谢萝按照惯例把干粮扣在盆下的时候，小金花鼠坐在被垛上，转着黑眼珠看着，一边忙着把颊袋里的零碎掏出来细嚼，一边吱吱地叫，仿佛在嘲笑谢萝多此一举。

“真是一物降一物啊！”叶涛惊异地说。他对小金花鼠的态度慢慢变了，有时候甚至能掰一块珍贵的白面烙饼给它。

不久，他们又发现小金花鼠的能耐不仅仅是能镇住“灰八爷”。

金花鼠二（1）

春天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把天下让给了炎夏，无情的烈日烘烤着这条山沟，把稀稀拉拉的草和树烤得焦黄枯干。在地底下与鬼为邻的建井队感觉不到骄阳的厉害，在地面上接受光明的砖厂男女老少可就受不了了。夏天是出砖的黄金季节，砖坯在阳光下很快干燥。那架老旧的切坯机嗡嗡地一天响二十四个小时，以前一班八小时，两班倒还有个喘气的空儿，现在一班十二个小时，谁轮到白班，连中午最热的时候都不能休息，人们一个个也快被烤干了。

谢萝的脸和胳膊已被烤脱了好几层皮，又黑又紫，跟熟透的李子似的。她的处境比一般人还要辛苦，别人仅仅是十二小时的体力劳动，她得加上无法计时的脑力劳动——所有的广播稿、板报稿全得在下班后撰写，至于她的睡眠时间是否足够，那可没人管。叶涛为了她不能按时做熟饭，气呼呼地抱怨：“建井队的宣传员成天画画儿，根本不用参加劳动，你怎么那样积极？”谢萝也曾经怯生生地提醒教导员：“忙不过来，能不能少干点坯场上的活。”

教导员一听这话，驴一般的长脸马上沉得更长：“抓革命、促生产叫给谁听的？就嘴头上说得漂亮？你不想好好表现争取摘帽子？”

原来不公平的根子在头上那顶无形的帽子。谢萝不禁怨恨起慈渡农场的管教干部：1957年的劳动教养法规上明明写着“劳动教养的期限最多三年”，可是他们毫无理由地把她的劳教期延长到九年，最后还留下个尾巴——不摘右派帽子。到底是谁“无法无天”呢？到底是谁“说话不算话”呢？在这年头到哪儿说理去，没给你“无期教养”就算不错！不过怎样做才算好好表现呢？自己体力不如人，又不像某些人那样会来事，想了又想只好在宣传上做文章。但是任凭她把业余时间都用上，把广播稿写得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