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事那会儿是个大雪天。

那天的雪可是真大。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再没见过那样大的雪。一直要到好多年以后。那时我已经回上海了，有一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我突然听到了激烈的敲门声。

我揉着眼睛，裹了条大被子，骂骂咧咧的爬起来开门。

是陈喜儿。

她穿了件大衣，领口敞着，所以看得见里面的衣服相当单薄。或许就是一条薄睡衣什么的。手套、围巾、帽子，这些御寒的东西她一概没有。她的长头发给风吹得乱七八糟的，像蓬乱草。上面还沾了很多雪，有些化了，有些还没化。全粘糊在脸上。

开门的时候，一股刺骨的冷风把我激凌得一阵哆嗦。打摆子似的。我沉下头，拚命把脑袋埋进被子里去。头一低，这才猛的发现，陈喜儿的脚一半都快要给雪盖住了。

她穿的是双单皮鞋。浅口，系带，一点鞋帮都没有。看第二眼时，我突然认出来了，这双鞋是我给她买的。那次她试过新鞋后就穿在脚上了，嘻嘻哈哈的就是不肯脱下来。这还不算，回去的时候，她一定要走在我前面。人来车往的，她夸张的扭着腰肢。还不时别过头来瞥我一眼。

但是那天早上，她就穿着那双单鞋站在雪地里。她也不说话，就靠在门框那儿。看着我。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

我有点害怕。那时我为了躲开陈喜儿，临时在外面租了这间房子。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找来的。这还不算，陈喜儿再哭、再闹、再耍赖都没问题，我都不怕。即便她冲上来朝我大吼大叫，扇我的耳光，用指甲在我脸上抠出血来――但我从没见过她现在这个样子。人不人、鬼不鬼的。

我一把拉住她。

“快进来！”我对她说。她一点反应也没有。

“你疯啦！会冻死的！”我又冲着她喊。她真像聋了一样，呆滞的看着我，就像面对一团稀薄的空气。而且，我发现自己根本拉不动她。她也不知道哪来的气力，铁钉一样的定在了门框那儿。

她就那样，也不哭，也不闹，就那样死死的、毫无表情地看着我。

不过，我在日本遇上那场大雪的时候，陈喜儿还是个梳小辫的中学生。那天，我赶早班车去海洋馆时，说不定，她还在热腾腾的被窝里睡大

觉呢。

那天的早饭，是我当时的“室友”做的。当然，她是个女人，不过，不是日本女人。她比我早一年来日本，出来时借了很多债。她在语言学校只上了一个礼拜的课，后来就再没去过。“舍不得那时间。”她还告诉我说，最多的时候，一天她要打六份工。当然，后来，等我们再熟一点的时候，她就会把那些省下来的时间一一量化成日元，算给我听。一堂课是多少多少，一个礼拜又是多少多少。她算钱的时候，眼睛亮亮的，还有点发直。和我看女人的样子差不多。

我和她是在一家超市打工时认识的。因为是老乡，也就很快熟了起来。我们干的都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活。唯一的能耐，就是要会站。站得时间长，站得姿态好，还要站得笑容可掬：客人一看到我们，就想到，呀，这里的水果一定新鲜，这里的牛奶一定可口。就一定要站出这种效果来。

刚开始的时候，我和她都不太适应。才站不久，脚就疼。疼得钻心。像有很多害虫在那儿爬。后来，回国以后，有一段时间，我在电视里听到一首广告歌，翻来复去的唱：“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我就莫名其妙的老会想起那段日子。我认为在我脚心里爬来爬去的，一定是雄性害虫。她那儿的，就是雌的了。在我们的鞋子里，它们拉起手来，雄纠纠的唱歌――其实是性骚动。

我们也性骚动。

是这样开始的。好不容易，站了半天后，会有一小段休息时间。我们就躲在小休息间里，把鞋脱下来，按摩一下被性骚动的害虫弄痛的脚。她是个脾气性格都还开朗的女人，生存能力强，还挺会找乐子。我们各自按摩的时候，她就冲着我笑。“你那里的爷们怎么样啦？”她咯咯咯的，说我鞋里的男子汉们。我也回敬她。我对她的印象不错。后来按着按着，我们就交换了。“你来收拾一下那些爷们吧。”我对她说。她也没意见。挺乐意的。然后，我就给她按，她闭上眼睛养神。或者她给我按，我垂下脑袋，打几个呼噜。

这种事情总是顺理成章的往下发展。再往后，我们互相按摩的身体部位就得到了扩展。最后，终于不适合在休息室干这种事了，我们就找了个地方，住在了一起。

她在国内有丈夫和孩子。和我同居的时候，床头还放着一家三口的合影。她不在时，我仔细看过那张照片。一个乐呵呵的中年男人，穿着暗色老成的中山装，扣子一直系到脖子下面。一个乐呵呵的小男孩，牙齿都

还没长好。还有她。三个人抱成一团，都在笑。

而我，就在那遥远的笑声里解她的扣子，然后和她滚作一团。她身上白白的，特别招人。有时候，根本不用我解。等我洗洗弄弄爬上床，她早就光溜溜的躺在那儿了――她性欲非常强。我在日本的那些女人里，她恐怕是最强的一个。

她经常当着我的面和家里人通话。我和她都不忌讳这个。有时候，她还让我凑在听筒那儿，听他儿子的笑声。小家伙还特别小，奶声奶气的，能听出牙齿漏风的感觉。呼呼呼的。电话挂掉以后，我也会取笑她几下。但心里一点觉不出有妒嫉这回事。她也一样。她甚至还在床上逼我讲和其它女人的事。这样那样的。她爱听，然后就缠上来了。一脸的绯红。我取笑她：“你拿我当春药呵。”她也不理。我讲得越脏、越露骨，她就越是来劲。没听清的地方还要追着问：

“后来呢后来呢？”

暗地里，我真觉得她有些变态。

不过，有那么几次，半夜我醒过来，意外的发现她在哭。她卷了大半床被子，背对着我，身体弓成个虾米。抽抽噎噎的。

我有点犹豫。不知道应该继续装睡，还是起床安慰她。不过最终我还是选择了装睡。我想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是的，我和她睡觉、一晚折腾上好几次，甚至让她舒服得哭出声来，爷呵肝呵的乱叫一气。但全是狗屁，全没用。事情明摆在那儿――我不爱她。更重要的是，我想，她其实也同样如此。

我一边装睡，一边反思。我有个哥们，对于男女之事，总结过这样一句话，叫做：“性是皮，爱是毛。”毛是从皮上长出来的。可也不对呀，我在“室友”身上人工植皮多次，却愣是寸草不生。不像后来，陈喜儿像只软体小动物，歪歪扭扭的躺在我床上。我连女儿女人都搞不清楚，但还是粘上了。一下子长出来好多绿汪汪、青乎乎的东西。上面还滚着颤危危的露珠。我其实特别害怕陈喜儿哭，她一哭，我心里就直发毛，就整个没谱了。心特别疼。即便后来――即便后来又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

还是说在日本的那天早上吧。那个大雪天，吃完“室友”做的早饭后，我和她同时出了门。下了一夜的雪，交通出现了问题。很多平时选择地上交通方式的，那天也全都转成了地下。等我从地铁口出来，吡牙咧嘴、三步一滑的奔进海洋馆时，已经比平时整整晚了五十分钟。

海洋馆特别静。静得怕人。

所有的出入口，都有当地治安和海洋馆的保卫把守着。我出示了工作证件，一个脸上横了道疤的男人，把我提溜小鸡似的，一把抓过去。上上下下摸了个遍。他们这才一脸严肃的做着手势，示意我可以进去了。我刚抬腿，不知哪里突然窜出个大胡子的日本警察，冲着我叽哩呱啦的说了一长串日语。

我一句没听懂。但我知道出事了。而且一定是大事。

为了把这件事说清楚，也为了让后来发生的事有个合理交待，我想，我还是有必要把海洋馆的一些具体设施，再作一次解释。

其实，我每天穿上潜水服、戴上头罩，打扮成“蛙人”的样子，潜入到那片湛蓝的海水里去――

当然啦，那当然不是真正的海水。而是经过加工以后的自来水。过程是这样的：当自来水进入海洋馆后，要经过一系列物理及化学的处理，才能用于配制海水。配制完成后，还要经过复杂的循环过滤，才能最终送往那些巨大的养鱼池。这还不算，消毒呵，杀菌呵，但同时还要加入一些有益的细菌，并且时刻监视水质的变化。这一套繁琐的过程，被称作海洋馆的“维生系统”。它必须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不停运转。不要说停转一天半天，哪怕半个小时，十几分钟，也有可能出现极为严重的后果。

“昨天还好好的呀！”

后来，精瘦的海洋馆老板站在巨大而空旷的养鱼池前，捶胸顿足、痛不欲生的把这句话说了好多遍。他看到一个人，就死死的拖住。然后把这句话说一遍：“昨天还好好的呀！”等到那人眼眶红红的附合他：“是呀，还好好的呀！”他才把人家放走。再去拖下一个。我一连被他抓住了两次。说了一遍，再说一遍。还伏在肩膀上哭。鼻涕都蹭上面了。

我有点同情他。他让我想起了中国的祥林和祥林嫂。“我是笨，我是傻，我单知道下雪天野兽在山坳里没有东西吃才会到村子里来，我就不知道春天也会有狼。”我一想到这句唱词，立刻就会毛骨悚然。但我是真不知道日本也会有祥林嫂。不过事情也真是惨。也不知怎么搞的，那个要命的系统在雪夜里出了故障。等到早上被人发现时，池里面的鱼已经死了一大片。尸陈遍野。像刚打完赤壁大战似的。

更要命的是，一大片的尸体里，还包括了那两只镇馆之宝：“辛巴”和“星期五。”

我没见到“辛巴”和“星期五”的尸体。据说，它们张大了嘴巴，傻乎乎的躺在池底，就像睡着了一样。说真的，他们对我讲这事的时候，我也忍不住一阵伤心。我在“辛巴”和“星期五”的大水池前站了很长时间。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它俩特别有感情。那两个大家伙，憨憨的，整天乐滋滋，常会让我想到好多事情。有时我干活累了，或者临下班，常会偷偷跑到它们那儿去，和它们亲上一个嘴什么的。

我一直记得那些小孩子的尖叫声。红红的小脸，就那样紧贴着，都快要把玻璃挤碎了。就那样贴在那儿，嘴里使劲叫着：

“辛巴！”

“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