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联芬流着泪说：“童无逸，跟妈说，我们过去！”

一个大号的黑陶火锅，跟北京涮羊肉的黄铜火锅一个摸样。下面烧火。烟筒冒烟。环形锅里“咕噜咕噜”煮了一满锅的鸡肉、酥肉、丸子、笋子、豆腐、蘑菇、木耳。爷爷娘娘坐上席。右手童妈妈、童无逸；左手伯伯、二爹；对面三叔、四舅。芬姑儿和伯娘大嫂、二妈三婶、弟妹们在灶头摆了一桌，时常照看着堂屋里，斟酒、加火、添菜。吃完一顿饭，伯伯只在开席时说了一句：“请动手。不要客气。”

晚上依然如此丰盛的火锅；依然只是爷爷娘娘和二爹、三叔、四舅们说些客气话。伯伯还是没话说，只是殷勤地劝酒、布菜。

妈妈和联芬在吊脚楼上住了一夜。第二天到检司旅馆里，童童说：“咋个喊过去吃饭说话，伯伯一句话都没说？”

妈妈笑他傻，说：“是伯伯伯娘要跟联芬说话。”

童童问联芬，联芬低着头说：“伯娘说，是我自己喜欢的，叫我不要后悔。还说你们不兴三回九转，他们也没得啥些嫁妆打发，问我恨不恨他们。”

童无逸说：“那你咋说呢？”

联芬流泪说：“我还有啥些说的呀？”哭了。

早上六点的火车，下午两点过到兴盛。妈妈和联芬洗澡换衣铺床。童无逸找医院开证明买糖。陈艳洁说：“恭喜恭喜！今晚就在这办公室请大家吃喜糖吧。”

童无逸在商业局按规定买到两斤饼干、两斤水果糖。摆在桌上，看起好寒酸。没有婚纱、礼服；没有彩车、录象；没有喜宴、乐队；没有舞会、狂欢；那年代，啥都没有。新房就是妈妈那间小屋——不足八平方米的废弃停尸房。陈艳洁亲自里外招呼。医院里来了几个妈妈的学生；舅舅家来了几个老表；兴中街济世医院的几个老邻居来了；大家见桌上一小堆粗糙的饼干、糖果，都推牙痛。只有小孩们不客气，三下五除二抓了个干干净净。

李联芬穿着一身干净衣服，局促不安，低头不语，任来客评头品足。妈妈陪着亲友们谈些这个场合该说的那些话。

童无逸提着温水瓶出来打开水，见被砍掉葡萄后一直光秃秃的花台边站着一个熟悉得令人心颤的身影。

“聪聪！”

她站在那里，映着昏黄的路灯，闪着晶亮的目光。

童童呆立在门口，再也说不出一句话。脑海里却波涛汹涌。两年了，你音信杳无，为什么不回我的信？两年来，你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给我半点消息？你晓得我受的煎熬吗？你为什么不早来见我？为什么你偏偏出现在今天？你是因为我讨了个农二皮老婆，来看我的笑话吗？你是来看代替你成为我的新娘的人是啥摸样吗？我的新娘应该是你呀！聪聪，我是放你一条生路啊！。真是一条生路吗？

他俩四目相对，刹那间，心灵撞击，好象什么都清楚了，但又什么都不明白。

童童终于冷静下来，说：“洪玉聪，里面坐吧！”

聪聪依然沉默不语，脸上凝集着复杂沉重的表情，缓缓走到门前，注视着李联芬，好一会，回头望了童童一眼，闪过一丝如怨似怒、如喜似悲，难以琢磨的苦笑，转身离去。童童脑中一片空白，提着水瓶呆呆地望着她一步步走过大院，隐没在门诊部拐角处。

不知过了多久，陈艳洁出来，拍他的肩膀说：“开水没了，你还站在这里干啥？”

童童醒悟过来，把开水打好送去。

李联芬受不了人们锥子样刺人的目光，跟陈艳洁说：“陈姐，我脑壳痛。”

陈艳洁叫童无逸扶她回屋休息。客人们坐了一会也就散了。

李联芬和衣躺在床上，床上挂着妈妈亲手绩的麻线织的罗纹罩子；铺的是哥姐们送的崭新的被子、床单。

童无逸从小养成脱衣上床的习惯，最讨厌穿着沾满灰尘污垢的外衣裤和身滚上床的坏习惯。他尽量温柔地说道：“起来，刷牙、洗脸、洗脚，脱了衣服再睡觉！”

李联芬不情愿地爬起来。这辈子第一次用牙膏、牙刷，横拉竖扯，整得牙龈出血，心里也高兴：“我终于和城里人一样了！”

洗漱毕，李联芬放下罩子，脱衣躺在床上。童无逸开门倒洗脚水，见夏理诚、夏理瀚兄弟前来祝贺。忙让进屋里坐下。寒暄一阵，问起新娘，童童照实说：“抱歉，她头痛，已经睡了。”

三人心里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小妹夏翔。如果不是童无逸的偏见、固执与无情，今天躺在这床上的应该是小妹。夏家兄弟也不是来祝贺的朋友，而是该坐上八位的，亲亲的舅老爷！并且婚事也决不会办得这样寒酸。

送走夏家兄弟，童童茫然若失，在屋里东摸西摸，左整右整。被窝里的联芬柔声说道：“睡了。明天我来收拾。”

童无逸解衣上床，想起曾经的愿望：要在新婚之夜把新娘当艺术品来欣赏。在联芬娇羞地说“关灯了”时，他又打开电灯。他期望能看到青牛山仰天窝草坪上聪聪那样苗条、优美的曲线；女神般优雅的体态。眼前的联芬，秀目迷情、酡颜含羞，有着美女的漂亮容貌，却长着一副吞没了颈脖，骨突横出，宽厚翘耸的双肩。这是从小背牛草背篼磨练出来，准备承受往后几十年生活重负的必要装备，但因此而失去了女性胴体的柔美；失去了女性腰臀部特有的曲线，成了一个容颜美丽，却具有一个倒三角形男性体态的女人。他遗憾地用双臂盖住她那骨突横出的肩膊，勉强造成个丰胸削肩的错觉。闭上眼睛，和她成功地唱完了两人生命中的“第一支歌”。当她羞涩而骄傲地拿出那洇着红晕的白毛巾向他炫耀时。他却无端地想起他和聪聪在青牛山上那失败的“最后一支歌”。当他意识到应该为此时此地产生这种念头感到羞愧时，联芬的又一个举动让他陷入了深深的悲哀。

联芬起床小便，穿上他的鞋子蹲在便盆上。童无逸知道这是农村妇女和无知小市民中广为流传的一个荒谬的伎俩。童无逸问她：“你当真以为穿了我的鞋子我就要帮你害喜吗？”

联芬狼狈不堪，语无伦次，期期艾艾了好久，才说：“我，不警觉。穿错了。”又自觉撒谎不圆，说：“他们都说很灵的。”

他开始意识到，没文化的农村姑娘并不是一张纯净的白纸，相反，她们是一些被世俗陋习、愚昧迷信的污水浸染得晦暗浑浊、黑白不分的粗糙的草纸。自己能在上面画些啥呢？

他隐约地感觉到，要维护自己和联芬组成的这个新家庭，巩固这个农业社会中刚完善建制的生产单位，自己就是付出毕生的努力，也不一定能成功；除非彻底改变自己，让自己去适应她们那种生存状态，接受她们的观念意识，妥协、融合、委曲求全，也许能成功。但是，我能作到吗？凭什么要我向落后和愚昧投降呢？

他陷入了深深的悲哀。

昙花果（26）

十九。都怪你，不早说。

1974年10月初，曾彦荷三姐、三姐夫转业回四川。彦荷因离婚后孤独无依，姐姐、姐夫出面活动，一并调回兴盛。姐姐、姐夫调县人民银行。彦荷调县妇联工作，安顿毕，到城关医院看童妈妈，刚进大门，见童妈妈提个肮脏的木桶向外走。彦荷一直随童童喊；说：“妈妈，你提个捅到哪里去？”

妈妈说：“老九呀？好久回来的？门没锁，潇潇在睡觉。你坐会儿，我去隔壁提潲水，马上就回来！”

“哪个是潇潇？提啥子潲水？”老九满腹疑团。

彦荷推开虚掩的小屋门，见床上睡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长长的眼裂，浓眉毛，长睫毛，尖下巴，看不出像哪个；出来，见门边放着一个瓦缸，装了大半缸潲水。

妈妈提着潲水回来，倒进缸里，不等老九发问，说：“我把童童跟联芬转回来了。帮联芬包的潲水。这就是童童的大姑娘，叫童涛，小名潇潇，长期跟我在街上。还有个小的，叫童霜，小名悠

春花秋月总是愁

今朝振翅飞将去

地阔天高不回头

念给她听。过了几天，她说她明白了，一口咬定是我再也不想跟她回后家了。叫人哭笑不得。”

老九说：“她不像没文化的样子呀！啥子程度？”

童童无奈地说：“开初，她们说她读过小学，我想将就了。带她逛兴盛，在乾元关，给她说碑上那副有名的对联，是用兴盛的紫燕场、朱鸾镇、迎福街、丹凤驿、青牛坪、白马寺、望月楼、黄龙观这些地名串成的；工稳、精妙、意趣悠长。把这副对联的出处说给她听，没想到。”

“你晓得出处？”老九打断他说：“我晓得这副对联，就不晓得出处。你讲嘛。”

童童说：“有两种版本，也没人考证何真何假。一说是前后任县官较量文才；一说是翰林出联招女婿。反正这些故事都有个大同小异的模式，你自己编园就行。还是说联芬吧。我讲得兴致勃勃；她听得一脸茫然。我算是对牛弹了一回琴。原来，她小学三册都没读完就回家背牛草背篼了。难怪

‘紫燕朱鸾迎丹凤；

青牛白马望黄龙。’

十四个字她只认得‘白、马、牛’三个！”

“你可以教她呀！”

“教过。白天干活忙，晚上教吧，不到十分钟她就困了，当我是唱催眠曲。要是三姑六婆、四姐八妹来了，家长里短、鸡毛蒜皮，扯到三更半夜，甚至鸡叫天亮，精神好得很！一个‘2/3’我教了几年，到现在她都不明白。我认了！”

看到童童无可奈何的样子，老九感同身受，也想一吐为快；转念一想，还为时过早，谈谈再说，笑着安慰他：“你总算遇到伯乐，春风得意了嘛！”

童童不以为然，说：“啥子春风得意哟？搞起好耍，轻松愉快地混伙食、拿补助、挣点火巴火巴工分不是！”

“在文教局混伙食？算可以了！”老九笑着说：“喂！谈谈你的发迹史。”

“发啥子迹哟？”童童说：“在石屏，听妈妈说二老表在食品公司当经理，帮我们联系好了，迁回兴盛城郊区，乾元公社，高兴得很，都以为是菜蔬队，分配高些，吃供应粮。没想到是最偏远的红星四队。人多田土少。过去都是做麻布生意，修起大瓦房，叫袁家大院子。后来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割资本主义尾巴、以粮为纲，不准做麻布生意，划为农业队，穷得。咋个说呢？所有的农民全靠偷东西活命。编起顺口溜来唱：‘大干部大偷/小干部小偷/社员只有毛毛揪！’青壮年偷铁路货车，叫‘吃两条线’；老弱妇孺就见啥偷啥。附近那个国营农场遭了殃。就是各家自留地的茄子南瓜四季豆、青菜萝卜、甚至麦子高粱都保不住自己吃得到口不！富丽堂皇的袁家大院子成了个告化营、贼窝子，破烂不堪，就跟哪个诗人早年写的那样：‘看不到一座二、三十年内新修的民房’！我只好跟一伙农民到云南做苦工混饭吃，叫‘挖斋’！去的时候包工头说一个月要找几十百把块钱；啥子活路没干过？在原始森林无人区修公路；在高差一两千米的山顶到河谷开防火线；一个个浑身褴褛，头发胡子一包糟。哪个不像史前时代的野人？没一个工地不是工程未完包工头就卷款潜逃的！‘斋哥’们还要替工头做工还债。十天半月无粮无菜，吃野菜野果是常事。直到公安局出面，甲方出钱粮遣散。没车，走百十里山路到某个城市，又到其他工地镶个饭碗，开始下一轮恶性循环。最后无工可做了，徒步几百里到昆明，终于找到个通下水道的活路，在熙来攘往的人群胯下，浑身污泥浊水，臭气熏人，跟阴沟里的耗子样，干了个多月，除了伙食，进了几角钱。靠二哥买车票才回到兴盛。老母亲说得非常形象：大种告化子一个！三个月的叶叶，认人，从不让生人抱，见我就笑着伸手求抱。真是血缘哪！抱着叶叶我想哭。这家人咋个活呀？”童童喝了口水，说：“有天进城买煤，在公社门口碰到张老师。他是我初中一年级的班主任，现在是文教局群众文化股股长，在乾元公社蹲点搞政治夜校。他要我写几首诗，作为他蹲点抓出的成绩。尽管他在一中不相信我下水救人，批评过我，我还是很佩服他的学识、人品。我写了几首，第二天交卷。他大喜过望，说：‘我晓得你可以写，没想到你一天就写了这么多。水平还不错！’过了几天，公社通知开会。县、区社有关领导，几百下乡、回乡知青，听市里专业作家周老师讲评我写的诗。高帽子给我戴了一大堆。最后号召全体下乡、回乡知识青年向我学习，写诗写文章，办政治夜校，批林批孔。挑选了二、三十个男女知青，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公社团委书记当队长。我当编导。也是风云聚会，这些1972年前后毕业的应届高中生，声乐、器乐、舞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