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的好多天，他极度痛苦，整夜失眠，胃疼得特别厉害。他满以为这样做可以保留党籍了，然而，他们并没有兑现承诺，自己却被无情地欺骗了、愚弄了。牛汉多次看见他，一个人枯坐在办公室里暗自啜泣。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几次想去颐和园投昆明湖自杀。但一想到几个孩子还小，妻子又没有独立谋生的条件，自己再痛苦也要支撑着活下去，活到历史彻底洗泼到自己身上这些污水的那一天。
韦君宜：折翅的歌唱
刚进人文社那会儿，还有食堂，吃午饭时，能看见社长韦君宜也拿着碗，和大家一起排队买饭。几乎没有人称她“韦社长”，而是都叫她“韦老太”。
1986年3月，我参加了冯雪峰纪念会及学术讨论会的筹备和秘书工作，开幕式和闭幕式等一些重要活动，她都出席了，还讲了话。她戴着白边眼镜，个子不高，稍有些胖，简直就像个能干的老外婆，话虽不多，但很干脆，绝不拖泥带水，透着那么一份精爽干练。
但那时对她并不了解，不知道她当年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高材生，得到过冯友兰先生的赏识；不知道她曾经满腔热血投身“一二九”运动，十九岁就入了党，之后又去了延安；也不知道她是五十年代首都新闻界的“四大才女”之一。
不久，韦君宜就离休了。后来，听说她在参加一次会议期间，突发脑溢血而导致右侧身体瘫痪，从此长期缠绵于病榻。再后来，便陆续读到了她的《露沙的路》《我对年轻人说》和《思痛录》，《思痛录》尤使我对她这个来自延安的老革命刮目相看。又找到她以前的《老干部别传》和《海上繁华梦》等小说、散文集来看。这才了解了她的不寻常的人生，也理解了她青春时代的信念、理想和追求，更理解了她的爱、恨与痛，她的血泪、伤心与悔疚。
在韦君宜献身革命的履历中，有一点很突出：她出生于一个生活优裕的富贵之家，从日本留学归来的父亲，做过北洋政府交通部的技术官员和铁路局的局长。她从小聪慧好学，又受到了良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1934年秋同时考取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三所名校。父亲对她寄予厚望，打算送她赴美国自费留学。
然而，“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了！”那场发生在1935年冬天的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彻底地改变了一切。她由于参加救亡运动而常常缺课。冯友兰先生教授的“中国哲学史”，她因缺课太多，不及格，需要补考。考前，她仔细读了冯先生的专著《中国哲学史》，结果考得很好，冯先生给她打了九十五分的高分。
但是，年仅十八岁的她，终于还是没有好好读书，而是“怀抱着纯洁的理想和信念而赴汤蹈火，视死如归”，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一条由爱国通向革命的人生之路，从清华园走到了延安。
1936年初，她参加了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组织的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下乡宣传抗日。回校不久，她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1936年暑假，她曾前往山西参加革命组织“牺盟会”。在拯救民族危亡的火热斗争中，先后在《大公报》、《国闻周报》、《清华周刊》上，发表诗歌、散文和小说等作品。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她回到天津家中，不久即离家南下，同时赋七律诗一首以明志，题为《别天津》：
斩断柔情剩壮心，木兰此去即从军。
早因多难论高义，已到艰危敢爱身。
如此山河非吾土，伤兹父老竟谁民。
愿将一片胸头血，洒作神州万树春。
到武汉后，她暂在武汉大学借读。这一年底，她和大妹莲一跑到湖北黄安七里坪，参加中共湖北省委举办的抗日青年训练班。从此，她把自己原来的姓名“魏一”改为“韦君宜”。训练班结束后，她先后被派往襄阳和宜昌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到了宜昌，和她接关系的是中共宜昌地区工委书记孙世实。孙是清华大学十一级中文系学生，曾任“北平学联”常委。在朝夕相处的工作中，两个人相爱了。
1938年夏秋之交，他们俩被调回武汉。母亲带着父亲的亲笔信，专程从北平经香港到武汉来看她。父亲在信里恳切地希望她先回家，然后送她赴美国自费留学。韦君宜没有回家。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她把个人的学业、前程抛在身后，选择了留在国内投身抗战。
10月，武汉大撤退开始了。她和孙世实决定撤退到宜昌后结婚。但是，孙世实为了照顾一个生病的同志，没能和她同船撤离。直到武汉陷落后，孙世实才乘船撤退。路上遭遇日军飞机轰炸，他为了救护战友，不幸遇难。
得知噩耗的韦君宜，心痛欲裂。她哭了一场又一场，恨不能立即哭死。她无法想歇脚“失去他而活着”，她不止一次地想自杀，计划自杀，甚至买了毒药。过了几个星期，她从“哀痛至极”中逐渐解脱出来，长歌当哭，写下了感人至深的《牺牲者的自白》一文。
…………
曾于八九十年代担任人文社社长兼总编辑的陈早春，觉得“她是个谜”：“既是个女强人，又是个弱女子；一方面有冷眼向洋看世界的豪迈，另方面又有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懦弱；她任情而又拘礼，简傲而又谦卑；她是个热水瓶，内胆是热的，外壳是冷的；她对自己的事业和命运是坚韧不拔地执着抗争的，但最终的拼命一击，也只能算是铅刀一割；她有雄才大略，但不能挥斥方遒；她狷介而随俗，敏捷而愚钝。”
王蒙说，她“是一个讲原则讲纪律极听话而且恪守职责的人”，她从不虚与委蛇，从不打太极拳，没有废话，没有客套，没有解释更没有讨好表功，确实做到了无私，不承认私人关系，不讲人情世故，不会两面行事，需要划清界限就真划，不打折扣，不分人前人后。
她在延安《中国青年》杂志做编辑时，杂志社的社长是胡乔木。1953年，中央组织部门打算把她调到新创建的工科大学去做领导干部。她觉得自己不能胜任，于是去找胡乔木，胡让她到中国作家协会去。她的编辑生涯，就是这样开始的。
“新时期”刚开始的时候，胡乔木肯定了在她主持下，人文社编辑出版的正面描写“文革”的长篇小说《将军吟》(莫应丰着)，又支援这部有争议的作品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可是后来，却听说胡乔木不赞成描写“文革”的悲惨场面的作品，说“那已经过去了，应该向前看”。
韦君宜并不同意老上级的这种看法。在后来思想界、文艺界发生的不同意见的争论中，胡乔木发表的一些观点和文章，她也无法认同。她越来越少去找这位老领导了。
她病倒之后，胡乔木几次到家里看望她，韦君宜从没和他谈及有关争论。“我怀念着当年的胡乔木”，胡去世后，她在《胡乔木零忆》一文中这样写道。
与她一起工作过的老同事，提起她的时候，不止一个人说，在路上或公共汽车上，碰到了她，上前主动打招呼，她却视而不见，毫无反应，仿佛故意不理人似的。就那么一个人目中无人地自说自话，只见嘴唇在动，并不出声。说着，说着，忽又无言地笑了，可是倏忽之间，笑容就立即消失了，只有两嘴兀自在翕动不止……
她似乎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隐秘的、深藏不露的精神世界，而且完全生活于、沉溺于其中，别人根本无法窥探其中的堂奥。有一次，中国妇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待外国女贵宾，指定几位女性代表前去陪客，韦君宜也是其中之一。她忙完工作，回到家，打开箱子，抓了一件针织白底蓝花绸的旗袍，又套上一件软料子西式白外衣，就匆匆走了。到达指定的接待厅后，妇联主席康克清看了她一眼，摇着头说："你怎么穿了一件破衣服来会客人？"
韦君宜低头一看，糟了，外衣左边底下口袋，撕了一个口子。她连忙将外衣脱掉。康克清又看了看她的胸前，说道：“旗袍也是破的。”她再看，天啊，旗袍胸部的针织花纹，有一处开线了，该缝补却没缝补。韦君宜窘得满脸通红。几位妇联干部急忙找了一件白网线外衣，给她套上，才算是救了她的驾。
韦君宜不拘礼节，似乎也不大懂人情世故。家里来了客人，她既不让座，也不沏茶。有时候，社里的编辑去她家里谈稿子，谈晚了她也会留你吃饭，但并不显得特别热情，似乎吃饭就是吃饭，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她工作效率极高，审稿速度特快。操着一口京片子，和作者谈稿子时，从来不讲理论，而是单刀直入，一语破的，问题抓得极准。比如她会说，你写的这个女人不对劲儿，根本不像女人，如何如何；作者听了，不得不佩服。
她在社里还主持了“编辑月会”。她亲自请专家来讲，也请老编辑讲，请业务骨干讲。更多的时候，是她自己上台主讲。主要讲如何组稿，如何加工修改书稿，如何提高业务水准。这种每月一次的“编辑月会”，受到了编辑部门，尤其是年轻编辑们的欢迎。
1985年下半年，我们的社长韦老太，坚决要求离任回家。在社里为她举行的全社员工参加的告别会上，她哽咽着，不停地擦着眼泪，说：“……这里是个联合国，我指挥不了人，人人都可以指挥我，上面的，下面的……到这里来，不要想当官，我在这里的官是最大的，当我这样的官，有什么意思？……我一辈子为人作嫁衣裳，解甲归田，也得为自己准备几件装殓的寿衣了……”
从此，她再也没有踏进过人文社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