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城笑笑：“我还没这么容易死。”看着陈旺，“脸色为什么这样难看？堂里怎么样？”

“城哥，”姜雄直望着金城，“金雄堂已经没有了。”

“什么？！”金城是觉得大事不好，但不知竟不好到如此地步，“金雄堂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快说！”

“城哥，你先别发火，免得伤身，听我慢慢说。”陈旺的年纪比金城和姜雄都大，已二十二三了，但身材生得矮小，也是个自小没人管教的孤儿，甘愿叫金、姜二人做阿哥。

“好吧，”金城努力强压自己心中的恐慌，“阿旺你慢慢说。”

“发大水那天，城里虽然只有些小地方水浸，但已人心惶惶，乱得很。有些街边二流子就乘机偷东西。堂里的一些兄弟见堂主和雄哥都不在，便也在城里或跑到城外西关一带捞油水。当时我见城里这么乱，不敢四处去，就与侯清、杨三密、袁狗仔留在堂里。当天下午西关一带起火，但城里没有事。哪想到我们睡到半夜，堂里突然内外冒烟，四处火起，那时风又猛，我们跳起床想救火也没得救了，只好慌忙从后门跑出去，哪知一出门口就挨了几闷棍。那时天又黑，我们急忙冲进对面的小巷逃命。打我们的人也没来追。第二天早上我偷偷回堂去看，整间金雄堂已经全烧光了……”金城“氨了一声，猛觉头痛欲裂，昏了过去。

他醒来时已是半夜，挣扎着坐起身，喝了口水，看看守在旁边的姜雄和陈旺，还有黄伯，便先对老人家道：“黄伯，你去睡，我没事。”

黄伯定神看看金城的脸色：“没事就好。我也不妨碍你们谈正事。有事叫醒我。”说完便到后间去睡了。

“以后怎么样？”金城见老人家已去了里间，看着陈旺问。

“城哥，你歇着吧。”两人异口同声。

“没事。”金城摆摆手，“你们不说我反而睡不着。是不是义兴堂和乾良堂的人做的？”

“肯定是。”陈旺也不劝了，道，“以后几天，我们原来堂里的兄弟就收到这两个堂口放出来的风声，说是再加入金雄堂就要打死我们。接着，原来属我们保护的店铺、赌馆、青楼，大部分都归了这两个堂口保护，小部分归了广龙堂保护。”

金城沉默了一会，点点头：“好吧，此仇看什么时候报！”拍拍二人的肩头，“你们睡吧。我没事。”说完就闭上眼睛。

第二天吃过中饭，三人漫步来到江边。河南的这段珠江比城里宽阔得多。时当正午，阳光很猛，照得江面一片耀目。几叶小舟，正向东随流缓缓而去。两岸田野幽寂，只有三几农夫村姑；在水边，一只大母鸡正带着一大群小鸡在觅食，“吱吱吱”的小鸡叫声在宁静的乡间显得特别清脆。此情此景，别是一番田园风光。

金城眼望江水、田野，沉默了足有一刻钟，才转过头，对姜雄和陈旺道：“我已经跟黄伯说好了，决定留在这儿，养好伤再想报仇的事。明说了吧，我现在已经一无所有。这两年赚得的钱我都换了银票，放在堂里的大梁上，现已全都化成灰了。我暂时不想再回城里。你俩回去吧，城里总比这里好捞钱。说不定你们能重振雄风，发笔大财。”

姜、陈二人一听，怔了怔。姜雄道：“城哥，我们一齐回去，有可能再打天下，重建金雄堂的！”陈旺也接口道：“城哥，你能够服众，大家都听你的，你又足智多谋，又打得，回去找上原来的那帮兄弟，再干他一场！”

金城苦笑一下：“多谢两位看得起我金城，但我自己知道自己的事。这回头部伤得不轻。倒楣的话，可能落下个终身头痛症；好命的话，也得静养三几年，慢慢恢复。乡间是最适合静养的地方。”又苦笑了一下，“现在我一天头痛好几次，经常还糊糊涂涂，这怎么能够带领其他兄弟打天下？”

拍拍两人肩头，“仇以后肯定要报的！但不是现在。两位不必再劝了。”

姜、陈两人又说了几句，但见金城留意已决，也不再劝，便当即在江边租了只小艇回城。

金城就这样在下度村住了下来。

黄伯年已七十，孤寡一人，慈祥和善，视金城若子。三个月后，金城拜了他做义父。日常只干些乡间活——想多干义父也不让他干，闲时就练拳，舞棍，读书，写字，打棋谱、跟一些村民下下棋，与私塾老先生谈古论今，倒也清闲。一直到年底，头痛症是时缓时烈；第二年，慢慢转好；到第三年，基本上好了，便想回省城纠合过去的兄弟再大干一场，并报昔日之仇，岂料此时义父患病，金城侍奉床前，又不忍心离去。

姜雄、陈旺、杨三密、袁狗仔、侯清等人有时也会结伙或单独过来看看金城。金城自己每隔一两个月也会进城到他们那里住一两天，以了解省城的情况。这几人终是没能干出什么大事，也没能找到老婆，无人管束，尽在城里做些偷鸡摸狗的勾当，有时勒索一两个小商户，有时也去打打散工。

他们所谓发了大财的那次是在1916年的7月，那时北京政府任命龙济光为两广督办，反对龙济光的滇、桂军就直逼广州，随后跟驻在米埠、泮塘一带的龙军打了起来，龙济光把军舰列陈白鹅潭，向滇、桂军轰击，炮声隆隆，全城震撼，一连三十余日，城中居民吓得纷纷处逃，以避战火。这几个人便趁机抢劫和偷窃了好几家商铺。事后兴奋得把这次“大有斩获”作为自己的流氓光荣史。

不觉便到了第四年，也就是1918年。这一年，广州城的城墙被陆续拆除，东面城墙被完全清拆掉的那一天，正是夏季最酷热之时，黄伯病情突然加重，在半夜里竟就与世长逝。

金城尽了做义子的责任，就在村北的小山岗上安葬了义父，做完三七，贱价卖掉自己住了足足三年的那间小农舍、以及所有的农具、家具等，再用一个小皮箱装上自己所有的家当：一支当年从黑狗松腰间拔出来的曲尺手枪、十发子弹、几件替换衣服、六十个大洋、大半个皮箱的书籍，真正地离开乡村，返回省城来。这一天，是9月5日，农历八月初一。

当时姜雄在刚拆掉城墙的城东租了一间小屋住，金城的突然到来令他兴奋莫名，一看金城还挽着个皮箱，便大叫道：“城哥，你是不回去了？”

“不回去了。义父在二十多天前入士为安。我把那里所有的东西都卖掉了。”金城边说边把皮箱放下。

姜雄怔了一怔：“黄伯去世了？”神色有点黯然，轻轻拍拍金城的肩头：“节哀顺变吧。”顿了顿，再拍金城的肩头——这回有力多了，“也好！你自由了！走，出去吃晚饭！”

两人上了祥真酒楼。找到在六年前的冬至在那里坐过的那张桌子，又像六年前那样，姜雄点了六个好菜、两斤好酒，两个好兄弟又对酌起来。

“江湖上的情况怎么样？”两杯下肚，聊了些闲话，金城把酒杯一举，真正转入“正题”。

“唉！”姜雄长叹一声，“猪肉大概都给分光了，很难再干什么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