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院子确实够破的，院墙是土坯垒的，院门是用棉槐条子编成的。院子里堆了一些秫秸和玉米茬子（就是玉米的根部，可用来烧火），栽了两棵一人来高的小枣树。靠东院墙有个草棚子，里面有了炉子和锅灶，还有些农具和一辆独轮小推车。

“我妈”领我刚走进院子，一个声音就在屋里叫着：“玉儿啊，你妹妹醒了，你快带她出去玩，我这还有的是事儿呢。”

“我妈”喊着：“妈，有个解放军大姨找你！”

这时正屋的房门一开，一个面容憔悴的中年妇女出来了，身后一个梳着朝天辫的小女孩紧紧揪着她的衣襟。

“是解放军同志啊，你这是打哪来啊？你找我？”

我看看她，一点不错，她应该就是我的姥姥。尽管我没见过她这么年轻的模样，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

我急问：“李师傅在家吗？”

“他不在。公社修水利，他在工地上住着呢，你是找他？”

我心里庆幸，不在最好。我这假话就好编了。

“对，我是找他有点事。不过，跟你说说也行啊。”

“那，快进来吧。”姥姥一边把我往屋子里让，一边歉意地说：“家里又小又乱，真是对不住了。”

我跟她进了屋子。里面光线不足，坐到堂屋的方桌边过了一会，我的眼睛才适应过来，同时也看清了“我妈”家里的摆设。

这是三间草房。墙是又宽又厚的土坯垒起来的，然后抹了一层黄泥，上面贴了一些旧报纸。泥墙不大沾糨糊，因此不少墙纸都卷了起来。屋子里面家具不多，堂屋只有一个油漆剥落的方桌，两把椅子和三四个方凳，门后一口大水缸，西屋有个旧得看不出原来色彩的衣橱，一张大土炕，东屋没有炕，用半截砖支起来几张床板，上面放着简单的被褥。

看着这些我一阵心酸。我没想到“我妈”当年过得这么凄凉。我庆幸自己找到了她，我决心一定要全力帮助她走出困境按照我原来的计划，假如我姥爷在的话，我就冒充是他厂某个工人的亲戚，比如那工人的侄女啊外甥女啊什么的。至于那“某个工人”，我可以瞎编一个名字。那是个大厂，有好几千人，他根本不可能都记住。我以那人亲戚的身份来看望一下李工程师，勉勉强强也说得过去。

他如果不在，事情就更简单，我就使用另外的一套“瞎话”。

一边喝着我姥姥给我倒的茶水，我一边就象真事一样编开了故事。我对她说，我的叔叔是李工程师指导过的一个技工。当年，李师傅给了他很多的帮助，终于使他成才，现在他成了技术员，出国去了非洲。他委托我一定要想法找到当年的“师傅”，好好报答报答他。

我姥姥听了直摇手：“谈不上谈不上。都是为人民服务，为党为国家工作，你千万别这么说。”

接下来我问起了姥姥家的生活情况。我妈刚才说的一点不假：我姥姥家因为孩子太多，而且有四个在上学，她忙里忙外，挣不了几个工分，因此家里的“经济”捉襟见肘，没办法，只好让小五（就是我妈）先休学一段时间，等有了条件再上学。

我马上就说，那可不行。孩子不上学，怎么学习建设祖国的本领呢？正好，我叔叔让我转交给你一笔钱，说是当年李师傅借给他的。你就用这钱让小五上学吧。

我拿出了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一百六十元人民币。这是我全部积蓄的一半多。我还得多少留下点，因为我跟周启明结婚的时候，我不想全用他的钱。

我提干后，薪金是每月52元，但干部的伙食费是要自己掏钱的。除去伙食费和日常花销，我每月也就是剩下20来块钱，所以我攒起这样一笔钱也实在是不容易。我在心里对我妈说：钱不多，你先用着，女儿以后挣了再给你。你放心，有我在，你绝对不会没学上的。

姥姥坚决不要这笔钱。她说她没听老李说借给别人钱，所以她不能收。不过我早估计到这一点了。我拿出了一封非洲来信给她看，信上写得跟我说的一个样。姥姥尽管相信了我编的瞎话，可是仍然不肯收钱，她说她得问问“老李”，而那老李要到月底才能回来歇两天，月底离现在还有十天。

我对我姥姥的固执很气愤。要知道，我编出这封信还费了不少事呢，就说那个来自坦桑尼亚的信封吧，那是我们排小孙的叔叔从坦赞铁路工地写给他侄女的，被我专门借来当道具用，好容易哄得姥姥相信了，她又不肯要钱。我只好苦苦劝说，我说：我费了这么大的劲，找了这么多地方，才找到你们。你要是不收下，我以后怎么跟我叔叔交代呢。姥姥看我急得快要哭了，这才勉强留下了那笔钱。

我走的时候，提出来让小玉送送我。我们在一起才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她竟然对我有些恋恋不舍。在村口临分手时，她咬着嘴唇，半天才鼓起勇气问我：“大姨，你还会来吗？我不想让你走。”

我看看“我妈”，心里的滋味也很不好受。我马上就说：“小玉，大姨今天还有事，大姨明天再来看你好吗？大姨带你去城里玩。”

“我妈”看着我连连点头，脸上笑得像一朵花一样。

回城的路上我算计着，明天我早点过来，然后带着我妈进城逛逛商店，给她买件新衣服，再去饭店吃顿饭，下午再送她回来。我能够利用的时间不多，忙完“我妈”，我就得叫着马卫青回部队了。

至于回去以后怎么办，我也想了很多。我感到最可行的一个办法，就是把我妈接出去，接到蒙道县里的学校去上学。我现在每月的薪金52元，供我妈上学，让她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应该不成问题。甚至我连具体的实施方案都有了：我们工地机关服务社的女职工刘姐家是县城的，我托她给我妈找个地方借住，我每月给那家一些钱。星期天我可以去看望我妈，照应一下她的生活。这样多好啊。当然我得好好“教育”我妈，让她努力学习，争取考上中学，再去考大学。“文革”折腾不了几年了，将来邓小平还要领导我们改革开放，知识经济的时代很快就要到来，我妈只有好好学习，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我回密东招待所以后想了很多，想得也很细致。但是第二天我爽约了。我不光没有再来找我妈，而且还急不可耐地打电话给马卫青，让她到密东县招待所找我，然后我就带着她匆匆离开密东，返回了工地。更为“缺德”的是，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跟我妈联系过。

我的突然变卦并不是因为我“薄情”，而是因为就在那天的深夜时分，我的脑子里突然如同电石火花般的一闪，让我意识到了一个极为关键，并且对我说来是生命攸关的大问题！

这个问题警示我，我必须得赶紧远离“我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