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光不再找他们，我还努力试图忘掉张思静以及她周围的一切。我是陈子华，我永远都是陈子华，张思静作为一个曾经的“符号”，已经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我应该将这个符号从陈子华的大脑中清除出去。

话是这样说，实际上真正的“清除”是做不到的，而且也没有什么必要。“张思静”的思维与“陈子华”的思维几年来和平共处，并且在潜移默化中互相影响，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存局面。现在的“张思静”跟刚刚“穿越”过来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已经完完全全地适应了“陈子华”的生活，适应了“陈子华”的生活习惯、思维定性和表达方式，不管她是不是情愿，她都能够一丝不差地按照“陈子华”的原来的生活轨迹去生活；而“陈子华”也在相当的程度上，接收了“张思静”无数的超前信息，她就像久旱的禾苗祈求雨露一般，盼望着“亲身”体验一下未来那“改革开放”之后的崭新生活；在感情问题上，虽然她还会时不时回忆起她的初恋情人孟忠厚，就像“张思静”总也忘不了她的陆士衡一样（我在跟周启明亲热时，经常会把他和陆士衡合二为一，那会让我的爱恋之火燃烧的更加炽烈），但陈子华对周启明的感情却在不断升华，基本上达到了跟我同步的水平。偶尔我突发善心，让“张思静”休眠一段时间，由“陈子华”去感受爱情，她那“炉火纯青”的表演，让周启明根本分辨不出“真假”来。当然按照实际情况也没有“真假”这个概念存在。在周启明或者是其他任何人看来，那就是“一个”陈子华。期间的情绪或高或低，言语或缓或激，神态或即或离这样的差别，其他人（尤其是女孩子）也会存在，周启明根本就不会朝别处去想。

我明白了，为了我的人身安全，我实际上需要做的是：让张思静的绝大部分思维（除了与周启明相关的“爱情思维”之外）长期休眠。就目前状态而言，这应该是不难做到的事情。

实际上我也做到了。从1973年最后几个月开始，我强制自己渐渐淡忘了那个生活在21世纪的女大学生——张思静。

当然，我所以能在这个阶段将有关“穿越”的一切胡思乱想丢开，是因为我们工地在1973年11月13日发生了一起震惊整个军区后勤的、影响极坏的恶性事件，或者说是“政治事故”。这一事故导致250工地的政治、军事两主官同时受了处分。而这个政治事故在某种程度上跟我们警通连有关，或者更正确点说，与副连长陈子华分管的话务排有关。

这个事件给我的刺激也很大，不亚于那次“勇斗歹徒”事件的刺激，甚至比那次还要强烈。如果说那次事件较多触及到的是我的肉体，那么这次事件则更多触及到了我的灵魂。

“事故”发生在11月13日。我察觉到那件事情的苗头，则是在此三天之前。

那天是周六，周六晚上一般都是“自由活动”时间，通俗点说，就是大家玩的时间。

以前的时候，我们连的文体活动项目很少。因为我们的宿舍在一个山脊上，缺乏大块的场地。体育设施除了小操场的一个篮球架子，伙房院里的一张兵乓球案子，别的什么都没有。我上任以后，以“革委会”的名义跟连长王叔文（潘连长10月初调走，工地派了原来的管理处管理员王叔文任警通连连长）谈判，让他同意了给每个班购置两副羽毛球拍子，不过他有个附带条件，就是捎着买上二十副扑克。

我们连以前不允许打扑克。可王叔文连长是从机关调来的，机关不比连队，他们那里打扑克成瘾。连长来了以后捞不着打了，经常急得抓耳挠腮。后来他跟指导员商量，决定“有限开禁”，规定周六的晚上和周日的白天可以打扑克，其余时间不准打。有了羽毛球拍子，有了扑克，我们警通连的业余生活一下子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当时我们那儿玩扑克都是打“三五反”。连部人少，有时凑不够人手，连长就硬拉着我“参战”。本来“陈子华”逻辑思维的能力不强，因此牌技平平。不过我能调动张思静的那部分思维来帮忙。张思静特聪明，什么新事物都是一学就会，一玩就精。有了张思静的参与，加上不断的“实战”锻炼，我的牌艺很快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王连长的牌技也不错，“牌德”更好。按我们自创的“三五反大纲”规定，输的一方是要在脸上贴纸条的。我跟王连长“对家”合作赢多输少，凡是输了受罚的时候，都是他主动给自己脸上贴纸条。因此跟连长打“对家”，我是只有好处没坏处。

但是这个周六我不想跟他们打牌了，我还有点别的事情。我得上总机房给我姐打个电话。用现代的外交术语说，是“应约”跟江西那个驻军医院的陈子荣护士通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