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有些事情挺有意思，往往让人匪夷所思。比如就像杨次山跟严忆欣的故事，开始的时候，我倒是琢磨了一阵，不过很快就丢开了。我不知道那个星期天杨次山和严忆欣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我也没想再去深究。因为逐渐成熟、世故起来的本少妇（姑娘？），已经没有很大兴趣去“研究”那些“身外之事”。有那时间，有那精力，我还不如研究研究今后转业了我干什么工作合适呢。所以，那天杨次山表现出来的担心和顾虑纯属多余。不过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我不想知道杨次山跟严忆欣的故事，他却非要把那故事讲给我听不可，而且还是从头到尾的“足本”。就连其中那些应该用方框的形式隐藏起来的文字，他也要说出来。也就因此。我才发现这个杨次山的脸皮还真是挺厚。

不过，当杨次山能够将那“足本”故事详细讲给我听的时候，已经是十五年之后了。此时的杨次山身患绝症，来日无多，加上面对的是我这样一个为数不多的知心好友，所以他的讲述也就没有了什么顾忌。

十五年后我才知道，这个故事的主要情节，跟我原来所想到的、听到的、猜到的，竟然是大相径庭。

1975年杨次山“出事”后，不管是我也好，还是我们工地的其他干部也好，大家都认为那是杨次山倚权仗势欺负严忆欣，所以很多人都痛恨他。我那时正忙着别的事情（即孕育和培养革命接班人，非要让我说白了，就是忙着生孩子），我没顾上恨他，不过对他这种“胡搞”我也从内心表示了非常的遗憾。在痛斥坏蛋领导杨次山的同时，250工地（此时代号已正名为00321部队，番号为密北某某某基地，简称密北基地）的革命群众也给于了被压迫者严忆欣极大的同情。或者也可以这样说，正因为大家都认为严忆欣是个好同志，很多人（主要是男人）都喜欢她，所以大家便认为，她的对立面杨次山就必然是坏蛋。

杨次山在接受上级调查时曾经为自己辩解过，但是他没有证据，因此也就没人听他的“狡辩”。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时那个受害者严忆欣也为杨政委做了“无罪辩护”，但是这个辩护没起作用。因为上级并没有给杨次山“定罪”，上级后来在做结论的文件上是这么说的：“……鉴于杨次山同志所犯生活作风错误的严重性质……”怎么怎么样，只说他犯的是“错误”。严忆欣不能否认杨次山犯错误这个事实。因为杨次山到底犯没犯错误，是“上级”说了算，跟严忆欣承认不承认没关系。：杨次山要跟我说明的事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