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话被极不耐烦地打断了：“你这个弟弟是你的心肝你半条性命，一起去。生死搭档，从来都是两个人。”

说到这里话锋一转：“行了。你下去吧，等正式命令。明楼这个名字不能用了，自己想一个，办新护照。明诚也是。你自己回去告诉他。”

他们几乎是足不点地又踏上了去国的旅途。

经滇缅公路到仰光之后，他们一个成了楼景明，另一个叫程念之，国民政府新任驻比利时使馆的外交官，而他们秘密肩负的任务，则是赴欧后争取美欧的支持，在欧洲战场的战事结束后，共同继续反俄反共。

在去法国的轮船上，两个人面面相觑，不知道是悲是喜。

走之前他们来不及和在重庆的组织取得联系，到了仰光，明诚躲开送行的人，用加密系统去了封信，但直到他们到了比利时，都没有收到任何回信。

他们和组织失去了联系。

德国投降的消息，他们是在轮船上收到的，满船沸腾。而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他们已经到了布鲁塞尔。消息传来的瞬间，整个大使馆的人哭了笑笑了哭，那一天里数不清的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中国人跑来，哭倒在使馆门口，又狂喜着互相拥抱亲吻，每一个人，都是另一个人最亲的亲人和朋友。

明楼和明诚也有他们的庆祝方式：他们为他们认识的、但没有机会亲眼亲眼见证这一天的每一位同志们喝一杯酒，无论他们信仰的是什么，直到自己酩酊大醉。

太多年了，他们连醉是什么滋味，都忘记了。

外交官的圈子是一个很小的圈子，后来不知是哪里泄露的口风，明诚的身份引来了怀疑。他是明面上做过汪伪政府官员的人，同事们以为他先附逆，又看汪伪政府事败投了明，虽然嘴上不说什么，但骨子里的鄙视很难遮掩，渐渐地都开始疏远、排挤他。对此明诚也没什么，或者说这对他来说是其实个解脱，等到46年戴笠飞机失事身亡，军统内部乱作一团时，索性辞了职，又跑去念书。

明镜死在他眼前始终是他的心结，可他年纪已经大了，学医太迟，就去鲁汶大学念了个药学。再不久，明楼也去了。

楼景明这个身份的履历有在震旦大学读法律的经历，他就考了法学院，三年的时间做完了博士。他的同学大多比他年轻太多，见他年近不惑还来读书，都表示精神可嘉，十分值得钦佩。明楼看着这些年轻人，宽容笑一笑，说，我们的国家都是战后百废待兴，不论年长年幼，都要尽可能出一份力才好。

鲁汶大学以所在地命名，是一个不大的镇子。她成立的时候尚无美利坚，可就是在这个世纪刚过去的两场战争中，八十万册书被烧毁了。

但这个时候，无论是古老的、还是新生的国家和民族，在这场席卷世界的战争之后，都暂停了毁灭，开始建设。

组织一直没有和他们取得联系，直到1949年的4月，忽然有一个电话打到家里。那是明诚当年在巴黎支部认识的同志，说接到中国的请求，要他们前往捷克，协助即将到访布拉格、参加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

这个电话意味着组织找到了他们，并且依然相信他们。一放下电话，两个人欣喜若狂。明楼丢下正在紧要关头的博士论文，明诚也把手边其他事都放在一边，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好行李，当即赶往了布拉格。

他们在那里见到了明台。

只是那个时候，他们谁也不姓明了。

兄弟相见，却并不能及时相认。明楼和明台和很多旅欧的华人同胞一起为远道而来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做翻译，一直到会议的最后一天，已经改姓崔的明台代表党组织，与明楼和明诚重新建立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