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真相，反而会乱说玛奈克的坏话。玛奈克已经够惨了，如果他也死了，那要归罪于战争，就跟其他的阵亡士兵一样。你说对不对？当玛蒂尔德回到达可斯的医院去找艾斯普兰萨时，他躺在床上，病房墙上贴着玫瑰图案的壁纸，他穿着灰色的睡衣，跟他身上肤色一样。那天是星期二，是他们在花园里谈话后的第四天。玛丽修女对玛蒂尔德这么快又回来找艾斯普兰萨并不高兴。他非常疲累，咳嗽咳得非常厉害。玛蒂尔德保证她不会逗留太久。上一次她跟他道别时，曾问过他有没有什么喜欢的东西。他很难过地摇摇头说：“多谢费心，我什么都不要。我已经戒烟了。”这次，她给他带了一盒巧克力来。他向她道谢说：“你真好，但我不能吃巧克力。巧克力会把我的牙齿都粘住。”不过他觉得巧克力的盒子非常好看。他很愿意把巧克力糖分给别的病人吃，可是希望他们把盒子还给他。在离开他病房以前，玛丽修女把巧克力糖倒在她护士制服前那个像袋鼠胸前的育儿袋似的大口袋中，尝了一颗，然后说：“很好吃，味道好极了。我要给自己留一点儿。”玛蒂尔德把她想到的问题都写在一张纸上。艾斯普兰萨用害怕的眼光看着玛蒂尔德把那张画图纸打开。他背后垫着两个枕头，画着秋天树林风景的巧克力盒子放在他床头柜上，靠着一个闹钟，把钟面完全遮住了，他们只能听到闹钟“滴答滴答”的声音。玛蒂尔德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他等了那么久才跟她联络，告诉她这些他早知道的事？今年春天，虽然身体仍然虚弱，走路还是相当困难，可是，当他以为自己已经从致命的感冒中复原时，他坐着一辆马车，找到不列敦角，想跟玛奈克的父母谈谈。但是，他绕了一大段路，找来找去还是找不到他们家，便在最后关头放弃了跟他们见面的愿望。他不太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跑到这个地方来，也不清楚与他们见面会让他们获得什么样的安慰。他把马车赶到波爱玛别墅前，在别墅的白色大门前停下来。玛蒂尔德坐在一把扶手椅内，她的猫围绕在身边，她则在花园深处作画，看起来那么年轻。于是，他又离去了。    
未婚寡妇（7）
接着，他又病了。他跟玛丽修女谈起战争时发生的事情。玛丽修女是拉拜纳镇的人，离不列敦角很近。玛蒂尔德不记得玛丽修女了。事实上，当她小时候跟别的小孩子在疗养院泡热水澡时，曾遇见玛丽修女很多次。修女听说在停战协定后，玛蒂尔德跟很多未婚寡妇一样，想与去世的未婚夫办理结婚手续。修女说服了艾斯普兰萨，要他挺身而出，因为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一样，证明玛奈克最后一封信的真实性，也没有人能像他一样，证明玛奈克要跟玛蒂尔德结婚的坚强意愿。玛蒂尔德向他道谢，她觉得没必要再加以说明。其实，她也有十多封玛奈克亲手写给她的信，封封都同样能证明玛奈克要跟她结婚的心意，这点她并不担心。她结婚计划遭遇到的是其他性质的困难，最难解决的是年龄问题。玛奈克的年龄虽然足够被判死刑，却还不足以独自决定婚姻大事。玛奈克的父母向来非常喜欢玛蒂尔德，可是自从玛蒂尔德向他们表露了要举行婚礼的心意后，他们便很怕再看到她。玛奈克的父亲虽然把渔船卖了，可是还保有奥赛格森林里的养蚝池。他现在对玛蒂尔德的看法是，这女孩有一肚子的阴谋诡计。至于仍怀着独生子丧生之痛的母亲，干脆躺在地上打滚，嘴里叫嚷着她绝不让别人再伤她的心。玛蒂尔德亲生父母的反应也好不到哪儿去。她父亲说，只要他活着，玛蒂尔德就休想胡作非为。她母亲气得摔破了一只花瓶。玛蒂尔德最后一招是要人带她去朋比街上的医生那里，让他验明自己已非处女之身。看到医生开的证明，玛蒂尔德的父母瘫在彼此的怀抱里，为事情的真相痛哭了三个多钟头。她父亲不时从眼泪鼻涕中停下，咒骂玛奈克是个畜生，居然利用一个女孩的残废，趁机冒犯她。玛奈克的母亲则说：“我不相信！我才不相信！玛蒂尔德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胡说什么！”至于比玛蒂尔德大十岁的哥哥保罗，已经结婚了，有两个调皮得人见人怕的小鬼头，他对这件事的看法就跟对其他奇怪事情一样，完全莫名其妙。从此以后，玛蒂尔德不再对任何人提起她要结婚的决心，所以现在她当然也不会对艾斯普兰萨提起这件事。等到一年四个月以后，也就是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那天，她就是成年人了。那时候大家就知道，究竟是她，还是她周围的人会先放弃。当她把跟艾斯普兰萨谈话的内容记下来的那天晚上，她特别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艾斯普兰萨没跟她提起任何在“黄昏宾果”事件后仍然在世的军官名字。例如：那个在贝罗瓦桑戴尔下令要他押送犯人的指挥官叫什么名字？艾斯普兰萨低下头去。除了他想说的话以外，他绝不多言。他只是觉得玛奈克很可怜，而且觉得很感动，甚至觉得很“凄美”，一个像玛蒂尔德这么年轻的女孩，居然忠贞到要与已去世的未婚夫结婚。但他绝不会说出那些身不由己地被牵扯在这桩不幸事件中的军官名字，让别人去找他们麻烦。他当过兵，知道应该尊重上级，爱护战友。塞莱斯丁是否还活在人间？他根本无从知道。那些押送犯人的本土部队兵呢？班杰明·高尔德下士呢？在已成废墟的村庄里给犯人疗伤的护士兵呢？艾斯普兰萨撞起头来，很奸诈地瞧了玛蒂尔德一眼，一针见血地告诉她：“那些小兵、下士的证词，没有人会去理会，你什么都不能证明。如果你要利用我去告军部的话，门儿都没有。”玛蒂尔德明白在他们会面以后，艾斯普兰萨也仔细地考虑了一阵子，所以她准备的其他问题都没有什么大的用处，可是她还是照单提出。玛奈克受审时，是谁为他辩护的？他不知道。举行军事审判会的村落叫什么名字？别人没告诉他。在同一审判中被宣判死刑的其他十个犯人下落如何？他耸耸肩膀。那个法福里上尉的顶头上司叫什么名字？他连睫毛都不眨一下。依照他的看法，玛奈克的精神失常可不可能是伪装的？不可能，这点他可以确定。玛奈克是否要求他用特别的拼法来拼写他的名字？对。否则他会写成玛奈克斯。当他看了“那个人”写的信，而且后来把信一字一句抄下来时，是否有一种跟她一样的感觉，认为这封信的内容相当古怪，不合情理？他听不懂她所谓的“不合情理”是什么意思。这封信是一个死刑犯最后一次在纸上向他妻子告别。跟别的犯人不同，他写的很短，只有数行而已，但其中一半谈的是肥料的价钱，和一件他明知绝对见不到结果的交易。艾斯普兰萨回答说：“显然你从来就没见过‘那个人’。”“那个人”粗鲁野蛮，绝对不好惹，但是沉默寡言，极端自闭，眼界不会超过自己的农庄和田野，就跟很多其他的乡下人一样。再说，艾斯普兰萨在信中要找的是有损军队利益的字眼，其他的与他无关。如果真的要挑剔的话，他倒是对“六分钱”信中影射和平主义的字眼迟疑了很久，不知是否应该网开一面。他最后是因为可怜他的妻子和孩子，才把他的信交给军中邮递员的。认不认识一个外号“硬饼干”的人？    
未婚寡妇（8）
不认识。当艾斯普兰萨冲口说出他不认识的时候，玛蒂尔德猜得出他是在说谎。她看到他受惊、逃避的眼神，她听得出“不认识”三个字后面的犹豫口气，而且之后马上来了一阵掩饰性的咳嗽。她保持静默，直直地看着他。他马上加了一句：“我只记得在‘爱斯基摩’信上的‘又及’部分看到过这个名字，此外什么都不知道。”玛蒂尔德不想在这问题上坚持下去。当押送小队走到“歌剧院广场”的战壕交叉口时，他跟法福里上尉在放置电话的掩蔽所里一共停留了多久时间？这问题又让他吃了一惊。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说：“十多分钟。为什么你要问？”那张犯人们一起合照的照片是不是就是在这段时间内拍的？他想应该是的。因为他想不出任何其他时间那个叫普鲁士的士兵会有机会拍照，而他却被蒙在鼓里。为什么他要把犯人的信抄下来？有什么目的？因为他想那些信很可能被信检处截下来，或者因为其他原因而无法抵达收信人手中，因此预备在战争结束后亲自处理，让所有的信都平安抵达目的地。在与玛蒂尔德见面以前，他跟别的犯人亲属见过面吗？没有。他的伤势和后来的疾病都没给他机会做这件事。他之所以能去不列敦角，是因为就在附近，不需要走远路，而且他很高兴能重温驾驶马车的乐趣。至于目前，他不想在灰烬里寻找任何足以引起火灾的残余火种。他后来有没有被升为军士，就像他的指挥官当初暗示的一样？他很不情愿地点了一下头，湿润的眼睛望着别处。玛蒂尔德不想又一次看到他失态痛哭，所以静默了一阵子。结果是他自己回到这个问题上。他说，他退伍时的职位是军士长。当他在巴黎疗养时，军方来到他的病床前，颁授战争十字勋章给他。两滴眼泪从他无光的眼睛中流出，他用手指拭去，有点像个小孩。他喃喃说道：“这个十字勋章的确对我意义重大。”他透过另外几滴无法驱走的泪水注视玛蒂尔德，发抖的嘴唇半张着。她感觉到他马上就要口吐真言，对她坦白说出一些秘密，可是他摇摇头，只是结结巴巴地说：“我不能。”后来，当他冷静下来，能用较平稳的声音说话时，他告诉玛蒂尔德，有些事情他实在不能说也不愿说，请玛蒂尔德不要为此而鄙视他。现在，他单独一个人活在世上，有病又无用，如果国家因此取消他的养老金，那他要怎么生活？至于她，就算知道事情的真相，又能得到什么好处？这些事情跟玛奈克没有关系。玛蒂尔德回答说：“我可以争取一些时间。”艾斯普兰萨叹了一口气，对她说小姑娘最好是依照命运的安排，快乐地过日子。你应该好好地利用青春时光，不要去捕风捉影，浪费时间。想要跟在战争中去世的未婚夫结婚是一种高贵的情操，可是，她应该忘记仇恨的部分。“黄昏宾果”只是千万个战壕中的一个；一九一七年一月六日，也只是一千五百个丑恶日子中的一天而已。玛奈克只不过是千万个不幸士兵中的一名罢了。玛蒂尔德也许是想让他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或者因为越来越不耐烦，所以用很坚决的口气说：“不同的是，第二天他还活着！他还活在这个战壕里。我不需要去找几千万个士兵，我只需要找到一个人，一个能告诉我他下落的人！”他们两个人都沉默着。她在静寂中又重新注意到房间里闹钟“滴答滴答”的声音。艾斯普兰萨背靠着枕头，忧伤地在想着心事。她把轮椅往床前靠近了些，碰了一下他搁在被单上的那只灰色的手。她带着友善的微笑对他说：“我以后再来看你。”玛蒂尔德常常观察自己在镜子中的微笑。她能做出友善、阴险、毒辣、快乐、愚蠢、狡诈、带有说服力、狂喜等等各种不同的微笑。她惟一不会的，就是做出幸福的微笑。其实她也会，只是做得不太像而已。这就像在学校里一样，一个学生不可能每一门科目都是最优秀的。玛蒂尔德在一条很长的白色走道中前进，帮她推轮椅的西尔万告诉她说：“乖一点，玛蒂尔德。你要乖一点。刚才你在跟那位先生说话时，我在报上看到一则新闻：一个飞行员驾着一架双翼飞机，从凯旋门下穿过。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吗？因为他感到忿忿不平，他认为在胜利大游行时，飞机没参加是很不公平的事。你了解吗？”他的意思是：玛蒂尔德实在不应该为这些事情操心。她只需看看四周的人就能明白，不但人，连猫、狗还有他们家的那只鹰嘴豆都一样，一个个变得没头脑、没心肝。西尔万把玛蒂尔德抱起来放进车座位上时，又对她说：“你了解吗？只因为忿忿不平，他就驾着双翼飞机从平常大家步行走过的拱门下飞过去，这简直该送到精神疗养院去了！”玛蒂尔德笑了起来。她觉得西尔万说得很对：如果她有米勒或者凡高的天才，或者甚至有其他略逊他们一筹的十多    手机小说阅读m.hrsxb想看书来华人小说吧
欢乐时光（1）
可是，“六分钱”的头脑里并不是除了工会以外什么都没有。他喜欢去参加马恩河边的舞会，他对自行车的兴趣跟对工会一样大。一九一一年，他是法国自行车大赛选手拉格朗日的机械工，那年的七月热不可当，打破了最高气温纪录。拉格朗日得胜的那天晚上，戴蕾丝必须把烂醉如泥的“六分钱”装在手推车里，从奥尔良门推到他们那时候住的巴尼厄镇。她那时候怀着老大，已有了六个月的身孕。第二天他酒醒过来，惭愧到极点，不但不敢看她一眼，也不愿意被她注视。那天他大部分的时间都用一条毛巾盖着脸，像个中世纪的苦行僧。除了这惟一的一次以外，她从来没见他喝醉过。他平常从不喝酒，只有在餐桌上才喝一杯，这还是因为在他们相识之初，她曾经告诉过他，她住在沃克吕兹省的祖母常挂在嘴上的一句俗语是：“汤后一杯酒，健康保长久。”他绝对不会把辛苦赚来的钱拿去赌博，或者拿到咖啡馆里去喝掉。有些人开他玩笑，说他是个吝啬鬼，事实上，他完全不是这样的人。如果他拿回家交给戴蕾丝的周薪少了一些钱，那么不用问，他一定是拿去周济兄弟了。他真正的嗜好是去看冬季自行车大赛。因为他认识每个参赛的自行车选手，所以能够免费进场看比赛。每次看完比赛回来，他都兴奋得眼睛发亮，脑袋里塞满了各式各样的镜头。戴蕾丝说：“如果我们有一个儿子，他一定会希望把他训练成一个自行车大赛的选手。”西尔万陪着玛蒂尔德做了这趟巴黎之旅，当他回到戴蕾丝那儿去接玛蒂尔德时，两个小女孩刚好放学回家。八岁的珍娜芙已经知道用一个小熨斗烫手绢，而且不会烫伤自己。她神色严肃专注，玛蒂尔德看得出来，她很以自己能帮母亲的忙为荣。六岁的苏菲从外面带回一大堆梧桐树叶，然后将全叶剥得只剩下叶脉和叶梗。她把一片这样的艺术品送给玛蒂尔德。玛蒂尔德坐在她父亲的车里，一辆大型黑红色的标致车，开车的是她父亲“东内建筑公司”的司机，这司机是个新职员，玛蒂尔德不认识他。她跟西尔万两个人坐在后座，用大拇指和食指捏着苏菲给她的那张剥光了叶肉的树叶叶梗。她问自己，如果她生了两个玛奈克的小孩，她是否能就这样把他忘掉。她不知道。她想她是无法把玛奈克忘掉的。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戴蕾丝·盖纳尔不像她有个富有的父亲。她父亲在战前就已经赚了不少钱，现在战后一片废墟，城市村庄都有待重建，她父亲的财源更是滚滚而来。车子驶进巴黎时，黑夜已经笼罩了大地。蒙帕那斯一带下着雨，透过车窗，她看着街上一排排模糊的灯影在眼前闪过。她心想：“可怜的‘六分钱’！就像一个上尉曾对艾斯普兰萨说过的：我但愿能与你在另一个时空相识。至于你，‘六分钱’，我知道，你一定会坚持这个‘希望’，直到它令每个人都发掘出真相为止。”玛蒂尔德给“那个人”的妻子写了一封信，寄到多尔多涅省去。那封信在她离开不列敦角前就被退回来了，上面盖了一个印，写着：已搬家，查无此人。不管星象学家的理论如何，玛蒂尔德虽然在一月份出生，可是一定继承了金牛座的顽固，或是巨蟹座的执拗。那个小村叫做加比纳克村，她又重新写了一封信给他们那个村庄的村长，结果却是村庄的神父回的信。亲爱的孩子：加比纳克村的村长奥古斯都·布鲁先生今年不幸去世。接任村长职位的是阿尔贝尔·杜科。战争时他在卫生部门服役，光荣退伍后来到我们村庄。虽然他思想相当激进，可是对村民很友善。他是个好医生，仁心仁术，非常廉洁，从来不收穷苦病人的诊费，而我的教区里穷人又特别多。我对他非常钦佩。因为他从来没见过贝努瓦和玛丽叶特·诺特达姆夫妇，所以把您的信转交给我。他们是在一九一二年夏天结婚的，我是他们的主婚人。我是看着玛丽叶特长大的。至于贝努瓦，他从来没去教堂上过教理课，可是我每次看到他在田里推犂耕田时，总要抓住机会把耶稣和马利亚的荣耀传授给他。他们两个都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孩子。贝努瓦被遗弃在离加比纳克村几公里远的教堂石阶上，那座教堂叫做诺特达姆·戴·维尔杜，这就是贝努瓦为什么姓诺特达姆的由来。一个神父在教堂石阶上捡到他，把他抱到圣母往见会（编注：一六一年成立的天主教女修道会）的修女那儿，结果修女非常疼爱他，不肯把他交出来，最后需要出动宪兵队去要娃娃。这个故事在当地家喻户晓，如果您哪天有机会来到我们这里，所有的老人家都能把事情经过详细地从头到尾讲给您听。今年夏天，他们在我教堂前的广场上搭建了一座临时的英雄纪念碑。贝努瓦·诺特达姆的名字和其他十五个加比纳克村为国捐躯青年的名字都刻在上面。一九一四年，我们村里能服役的人不到三十个，您可以想像得出我们的损失有多么惨重，受到的打击有多么大。从您的信中我可以感觉得到，您对我们的前任村长有很多怒气和不满。没有人知道贝努瓦是如何在战争中牺牲的，可是我们村里每个人都知道那一定是一场极难打的仗；贝努瓦是如此强壮有力，如果不是上帝的旨意，那就需要地狱的魔鬼才能把他从人间带走。    
欢乐时光（2）
玛丽叶特是在一九一七年一月中旬接到噩耗的。她立刻去找了蒙提那克镇的公证人，要把农场卖掉，因为她一个人实在无法再单独经营下去。她连家具也都卖了。临走的那天，她手里抱着小巴狄斯坦，坐在提叶老爹的马车上，随身只带了两口箱子和几个袋子。我问她说：“你要做什么？将来你怎么生活？”我牵着马不放。她回答我说：“神父，请不要为我担心。我还有我的儿子，我在巴黎附近还有几个朋友，我应该可以找到一份工作。”我舍不得放他们走，紧拉着马不放。提叶老爹对我叫着说：“神父，赶快放手。如果你再不让我们上路，小心我抽你一鞭。”这个守财奴在大战中失去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婿，因此对退伍回来的人随口辱骂，而且不断诅咒上帝。他就是诺特达姆农场的新主人。虽然以吝啬出名，可是公证人对我很肯定地说过，他给了玛丽叶特一个好价钱，可能因为他自己是过来人，因此特别能体谅玛丽叶特的不幸，从而看轻了金钱的引诱。这件事给我的启发是，纵使人性中有多么黑暗的一面，但是在黑暗中一定会有一角青天，透露出一线光明。亲爱的孩子，从这件事情上，我了解到上帝要趁这个机会，在我们生活中留下他的印记。四月十七日，我们再度接到证实贝努瓦已去世的消息。我按照玛丽叶特留给我的临时地址，把信转寄给她。她住在巴黎盖吕萨克街十四号一间带有家具的出租公寓。可是，自从她离开我们村庄后，就没有人再听到过她的消息。如果您能够向公寓房东打听一下的话，也许能找到她的下落，并请您千万告诉我一声，我将感激不尽。我实在很想知道她和孩子现在过得如何。上帝的仆人加比纳克村神父安谢摩·布勒忽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玛蒂尔德也给“普通法”的女朋友丁娜·隆巴迪写了一封信。像“普通法”一样，她把信寄到马赛城受难者巷五号龚特夫人处，请她转交。结果回信的是龚特夫人，她用的是紫色墨水，信纸是从小学生的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玛蒂尔德花了很大的工夫，逐字逐句按照发音念出来，自己摸索着断句，几乎每个字都要用放大镜观察，然后借助一本意大利文字典的解释和翻译，总算明白了信的大意：亲爱的小姐：自从去年十二月五日星期四下午，我就没见过我的干女儿丁娜·爱米拉·玛丽亚。那天下午是她最后一次来看我，就像她在战前常做的一样。她送了我一盆菊花，让我可以放在我去世的父亲、姐姐和丈夫的坟前，一个鲜奶油蛋糕，一些番茄和青椒，还把五十法郎塞在白糖罐子里，一句话都没有对我提，避免伤害我的自尊心。她那天的神情跟往常没有什么不同，没特别高兴，也没显得不高兴，而且看起来一切都好。她穿了一件蓝底白点的连衣裙，非常漂亮，可是短得露出了小腿，您可以想像得出是什么样子。她告诉我现在流行这种式样，可是我想您绝对不会穿类似这种样式的衣服。您一定是位高尚、有教养的淑女，可能只在狂欢节的时候才会穿上此类衣服，化装打扮成街头女郎，可是，我觉得您即使在那种情形下，也不会穿上这种衣服。我把您的信拿给我的邻居席欧拉太太看过，也给伊索拉太太看过。伊索拉太太跟她先生在陆蓬街上开了一间“凯撒酒吧”。我可以保证她是一个有见识、受到大家敬重的女人。这两位太太都对我说：“从信上可以看出来，这位小姐是个上流社会的淑女。”她们两个都说我应该替丁娜回信，因为我已经有很多个月不知道她的下落了，所以我就听她们的话，提笔给您写信。亲爱的小姐，请您不要为我这笔字不好意思。我小时候家境贫穷，从来没上过学。一八八二年一月，我跟我的鳏夫父亲和姐姐喜莉雅·罗莎从意大利来到马赛，那年我十四岁。我可怜的姐姐两年后就去世了，我父亲也在一八###年与世长辞，他生前是个受大家尊敬的泥水匠。我从小就要去外面工作，从来不得休息。我是一九年三月三日星期六跟保罗·龚特结婚的，那年我三十二岁，他五十三岁。他也在阿列斯的矿上辛苦地工作了二十年，从来不得休息，最后得了气管炎，在一九四年二月十号星期三清晨两点钟去世，离我们结婚还不到四年，实在可悲。先夫是个老实人，跟我是小同乡，来自我和喜莉雅·罗莎的出生地卡塞塔。他这辈子还没享受到养育一子半女的乐趣就与世长辞了，真是可悲。现在呢，是我的心脏不行了。我才五十一岁，连五十二都不到呢，就像一个老态龙钟的妇人，不但家门一步都不能出，连从卧室走到厨房这几步路也会气喘吁吁。您由此就可以知道我的生活有多么凄惨。俗语说“远亲不如近邻”，我还真幸运，有两个好邻居，一个是席欧拉太太，一个是伊索拉太太。伊索拉太太帮我到市政府办理社会赈济手续，我现在靠政府的补助过活，衣食还算无虑。请不要以为我这样说是为了博取您的同情，这点自尊心我还是有的。其实，我倒非常同情您，这么年轻未婚夫就在战场上牺牲了。我和我那两个好邻居都向您致以深切的慰问。自从丁娜·爱米拉·玛丽亚·隆巴迪一###一年四月二日出生以后，我就一直非常爱她。她妈妈在生她时因难产去世，我父亲和我姐姐那时也都已经过世，我又还没有结婚。如果我能不通过文字，而能当面告诉您这些事情的话，您一定更能了解。不过您还是可以想像得出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姑娘，怀中抱着一个小女孩的心情，特别是丁娜的父亲罗杭宗·隆巴迪是个人见人厌、只会惹是生非的酒鬼。她常常来我家避难，好好地补补睡眠。她在这种环境下长大，后来走上歧途，是可以预见的后果。她大概十三四岁时认识了这个安琪·巴辛那。    
欢乐时光（3）
今天是十月三号，我继续写昨天写了一半的信。昨天写着写着，我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因为我心跳头昏得太厉害了。您千万别以为我心爱的干女儿丁娜是个坏女孩，其实，她心肠好得不得了。战前，她每星期都来看我，从来没忘记过一次，而且每次都带东西来。她也从来没忘记要给我维持面子，总是背着我在糖罐里塞个五十法郎，有时候还不止这个数目。可是，她实在不该爱上那个拿波里坏蛋，跟着他走上歧途，过着超出他们能力范围的豪华生活。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有一天，他跟附近的另一个小流氓在酒吧里起了纷争，他一怒之下，在对方的肩膀上砍了一刀。我听到这件事时，真是吃了一惊，不知该如何是好。这件事以后，她每个星期六都到圣皮埃尔监狱去看望他，而且每次还带一大堆东西去，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跟他没进监狱以前一样。他十五岁以后就游手好闲，完全靠她养活，以为自己是个王公贵族。一九一六年他被送到战场以后，她居然跟着他到处跑，因为他们事先约好，他在信上用密码通知她他们驻防的地方，这样，她随时都找得到他。您能想像这种疯狂的爱吗？除了变成军中妓女以外，她还能有什么好下场？她还告诉我，安琪居然有本领在他那一团士兵中，帮她找到五十个笨蛋，将她视为战时代母（编注：负责向士兵写信慰问、寄递包裹的妇女），等到这些大兵休假跟她见面时，她就骗光他们口袋里所有的钱。为了钱，他无所不用其极，想尽办法来利用她。现在，他像一只野狗一样死了，而且很可能是死在法国大兵手里，再有钱又有什么用？如果他父母还活在世上，他们的面子都给他丢光了。还好，他们脑海中的安琪是一个好看得不得了、可爱得不得了的小男孩。他们在安琪四岁的时候就过世了，安琪是让养父母带大的。可是他养父母一点都不管他，成天让他在街上鬼混。我向您保证，我绝对不是个坏心肠的人，可是，当宪兵来到我家通知他在前线死亡的消息后，我哭了一场，心想，这样也好，一了百了，大家都痛快。我可以告诉您，我的眼泪可不是为他流的。他是个走上歧途的可怜虫，可是对我干女儿而言，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魔鬼。您在信上问了丁娜一些问题，我想我现在可以讲给您听。丁娜曾告诉过我，当她下落不明，我没办法跟她联络时，只要有她的信件，我就应该拆开来看，如果是政府机关或是警察局的公函，我就可以马上回信。安琪·巴辛那诺在战场上死亡的消息，我是第一个知道的。一九一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早上十一点左右，几个宪兵来我这儿通知我这个消息。在之前的一个多星期，一月十六日星期二，我接到“地狱安琪”请人代笔，写给丁娜的最后一封信。我看到信时觉得很惊讶，因为自从他离开监狱后，就没再把信写到这里让我代转。看完他的信以后，我就更觉得奇怪了，因为他居然在信上对丁娜说了一大堆甜言蜜语。由于我知道他撒起谎来脸不红、气不喘，像个江湖郎中一样，所以也就见怪不怪了。我告诉过您他跟丁娜在信上使用约好的暗码，所以我以为这些甜言蜜语不过是用来掩饰他们交流的暗码。我手上有的丁娜地址只是一个军区的邮递号码：z·a·一八二八·七六·五，此外，什么别的都没有，因为她只在战地活动。不过这个地址是五个星期以前的，我知道她在每个营区活动的时间都不长，但还是把安琪的信转寄给她，她也居然收到了。她事后告诉我，因为收到了安琪的信，她才有办法循着线索去找这个魔鬼的下落，也才知道他死亡的真相。她告诉我事情发生在索姆区的战场上，我们应该认了，安琪就算死了。她是在回到马赛后告诉我这些事的，就在我的厨房里，我还记得那天是三月十三号星期二。她又瘦又苍白，一脸倦容。我要她尽情哭出声来，让心里痛快一点，可是她说她一点都不想哭，只想叫那些害了她的安琪的家伙脑袋开花。后来我有一阵子没看到她，只接到一张她从土伦寄来的明信片，安慰我她一切都好，叫我不要为她担心。四月二十七号星期五黄昏，宪兵又来到我家，交给我一份正式的死亡通知书，“死了也好，一了百了”的话，我就是在接到正式通知以后说的。通知书上面写着：“一九一七年一月七日，被敌人所杀。”可是没说明安琪葬在哪里。您想我会不问宪兵这问题吗？不过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只是说，安琪一定是跟很多其他的士兵葬在一起。我六月时写了一封信到土伦去，后来我干女儿抽空来看了我一次。她比上次胖了点儿，气色也好多了。我感到很安慰，特别是她不愿意再提到她那宝贝安琪。那次以后，一直到我在信开始提到的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五日星期四那段时间，她几乎每个月都来看我，每次都带东西来，而且还要偷偷塞钱给我。每次我们两人就在厨房里吃晚饭，有一次，我还勾着她手臂，身体靠着她，跟她一起上街去，到伊索拉太太开的“凯撒酒吧”去吃她的拿手好菜红烧猪脚。伊索拉太太是我们这一带一等一的厨艺名手，别的大厨都望尘莫及。我不知道我干女儿现在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今年二月我生日时，接到她从乔塔寄来的卡片。后来有人告诉我，在离马赛不远的班尼耶小镇看见她，跟别的街头女郎一起在拉客。后来又有人告诉我说，她在加尔丹路上的一个绿灯户里卖笑。但她并未亲口告诉我，我不相信任何人，否则很容易传谣造事。    
欢乐时光（4）
今天是四号，我昨天晚上实在太疲倦，没办法继续写下去。我眼力实在太差，不能把这封信从头再看一遍。我只希望您能看懂我信手写来不成章的片段。我这一辈子还没写过这么长的信，我很担心邮局会拒绝递送一封这么厚的信。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写完这封信以后，心里舒服多了，我不知道怎么向您解释这种感觉。当我再见到我干女儿时，我一定会立刻写信，把她的地址告诉您。我知道我一定会再见到她的。希望您能节哀保重祝您一切安好保罗·龚特太太上小路易咖啡馆在阿美洛街上，是一个狭长、深色木板墙的房间。整个咖啡馆充满了茴香和锯木屑的味道，两个灯照亮着久未油漆的天花板和墙壁。锌板吧台后面的架子上摆了整整一排酒瓶，酒瓶上挂着很多战前拳击手的照片。照片中，他们摆出交战前的预备姿势，可是眼神并不凶恶，反而看起来像对镜头很感兴趣的样子。照片全用清漆木架框着，小路易解释说：“这些相框都是‘爱斯基摩’帮我做的，还有后面那艘模型帆船。现在看起来是有点儿老旧了，可是当他一九一一年送给我时，那可真是个宝贝，就跟他和他哥哥夏尔年轻时从旧金山驶到温哥华的‘撒马拉号’一模一样。‘爱斯基摩’的十个指头可真灵巧，做出的东西绝对是一等一的。”晚上九点半了，是平常咖啡馆打烊的时间了，小路易把当街的铁门拉下。他在电话里跟玛蒂尔德约好要她这时间来，因为“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安安静静地谈话，没人会来打扰我们”。当西尔万推着她进来时，吧台前还有两个客人，小路易催着他们赶快把酒喝完让他可以招待客人。现在整个咖啡馆只有他们两个人，他把热好的锅子、一瓶已经打开的酒和一个盘子放在一张大理石桌上。他要玛蒂尔德跟他一起吃那锅红烧羊肉，可是玛蒂尔德即使想礼貌一下，还是一点都吃不下。西尔万已经去巴士底广场上一家还亮着灯的小饭馆里吃晚饭了。小路易的确短小精悍，就跟他的绰号差不多，可是他现在有个小啤酒肚。他说：“如果我现在回到拳击场，大概应该算中量级拳手，连最蹩脚的拳手都能修理我一顿。对任何人来说，开一间咖啡馆而不发福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他在吧台和咖啡桌之间走来走去，取来两只酒杯、半个圆面包、一盒干乳酪。他走路的姿态轻巧灵敏，双脚好像绑着弹簧。可是从他外表看来，谁都猜得出就算他从前苗条时，也一定曾被修理过不少次。他鼻梁是歪的，耳朵和嘴唇都变了形，笑起来时露出嘴里三三两两的金牙。他坐下来，把格子餐巾的一端塞到衬衫里，斟满一杯酒，请玛蒂尔德喝。她不想拖延浪费时间，所以很干脆地接受了。他又给自己倒满另一杯酒，喝了一口，咂咂舌头。他告诉玛蒂尔德：“你一喝就知道，这是好酒，是我从我家乡安茹省订来的。等到我存够钱，能找一个地方安身的时候，我就回老家去。我会把这个破店卖掉，回到老家，住在一个酒窖里，找一两个谈得来的朋友作伴。我这一生看过的、经历过的都不算少，可是我可以毫不迟疑地告诉你，好酒和友情是人生中最难得的两件事。”他说完，露出一副尴尬的神色，又加了两句：“真抱歉，我一说就没完没了，我想是你让我觉得有些手足无措。”他把红烧羊肉舀到盘里，一边吃肉，一边撕下面包蘸肉汁吃。他边吃边说，把玛蒂尔德想知道的事情告诉她。她把轮椅移近咖啡桌，以便听得更清楚。外边静悄悄的，什么声音都没有，连那些喜欢呼朋引伴、饮酒高歌的醉鬼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一九一七年一月底，一位穿着黑衣的“爱国者协会”的寡妇，走进小路易的咖啡馆，向他宣布了他朋友去世的噩耗。她刚从达瓦街的一栋建筑走来，离小路易的咖啡馆只有两街之遥。“爱斯基摩”战前做木工的作坊就在那栋大楼的院子里，他则住在阁楼上的房间。小路易正兴高采烈地对着一群顾客讲述他生平最精彩的一场拳击赛，听到这个噩耗以后，他好像挨了一拳，头昏眼花，颓然坐下。当天晚上，他独自一个人喝得烂醉，一边哭着，一边拿出他一个星期前收到的“爱斯基摩”给他写的最后一封信，反复细看。然后，他独自一个人，把咖啡馆里的一张桌子砸烂。同年四月间，市政府派了一个职员，把一份正式的死亡通知书送到他咖啡馆来。通知书上写着：“一九一七年一月七日，被敌人所杀。”那职员问他“爱斯基摩”有没有什么亲人，不论远近亲疏，好让市政府可以传达这个消息。小路易回答说他不知道。他只知道“爱斯基摩”有一个哥哥住在美洲，可是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络了。那天晚上，为了消愁，小路易约了一个女友一起出去。他们先在克里希广场附近的一间餐厅吃了晚饭，然后又去看了半场电影，没看到剧终就离开了，因为他实在没心情看下去。也没什么心情寻欢作乐，所以把女朋友送回家，自己一个人在雨中走回咖啡馆，脸颊上流着雨水和泪水。他把自己关在店里，独自一个人喝得烂醉，在那里回想往事。这次，他没再砸烂桌子，因为不但是桌子太贵，而且这样做也于事无补。他什么细节也不知道。他不清楚巴斯多施·布盖是在什么情况下去世的，也不知道他被葬在什么地方。他的同壕战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