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请出了探长何铁军

律师不是侦探，侦查破案是另一个专业。要律师遇到了侦查方面的问题，没有办法往下深究。他想起了他的老同学何铁军。

何铁军是县公安局技术股的股长，痕检工程师。他因为身体不好，已经有三个多月没有正常上班了。虽然何铁军没有正常上班，但是局里有了侦查技术方面的事，还是经常到家里请他。因为局里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能把他这摊子业务给顶起来。

何铁军的父亲是县里的老公安局长，从县城解放后就当县公安局长，一直当到“文革”开始。何铁军当刑警，也是子承父业。按说何铁军的文化水平并不高，他是在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赶上的“文化大革命”。从那时起，他就读的学校就散了，学生们都离开了学校，何铁军也被迫辍学。以后，当兵、当工人，进公安，一直靠自学。他自学学完了中学的全部课程，又考上了警校。毕业后，参加了省公安厅的培训班，学习步法追踪业务，结业考核时获得了全省第一名的好成绩。按何铁军父亲在公安界的人脉关系和何铁军的业务水平，他在公安系统肯定会有很大的发展。可是，就因为何铁军原则性太强，他勘验的结论，无论谁打招呼，他都不改，引起了一些“官愤”。他才官至技术股的股长后，就没有再升迁过。

县委分管政法工作的副书记在县里的地位非常显赫，公安系统的人谁敢不敬？可是何铁军就敢不买账。这位副书记的儿子不争气，强奸了一个幼女。于是有人帮这位县委副书记活动，说动了这个女孩的父母。以给这个女孩的父母一笔钱和安排她父母到县城建局工作为条件，劝说他们不再告状。公安局想保住这个公子哥，想将这个案子做撤案处理。可有一样，这个案子是何铁军勘验的。何铁军在勘验报告上写得清楚：在女孩的身体上还有她的内裤上发现了这位县委副书记的“衙内”射出的精液。这样的勘验报告放在案卷里，这案子就是想撤也撤不了。因为女孩是幼女，并不是成年女性。法律对幼女有特殊保护，成年女姓只要是自愿，就不算强奸。可是幼女不行，只要与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性行为，不管这幼女是不是‘自愿’，都以强奸罪定罪量刑。而且在强奸罪的认定标准上幼女也与成年女姓不一样，只要那个关键部位与幼女有实际接触，即构成犯罪既遂。按照这个标准，这位县委副书记的“衙内”无疑是构成强奸罪了。就是女孩子的父母不再追究，女孩子自己改变了说法，也不能改变对这位“衙内”强奸罪的认定。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何铁军改变勘验笔录。在勘验笔录上将有关“衙内”精液的记录去掉。

为了做何铁军的工作，县公安局长都出面了，这位公安局长语重心长地开导何铁军，讲明这是政治任务。要何铁军将那份勘验报告撤回去，重写一份报告。至于怎么写，那是技术上的事，让何铁军看着办，能摆平案子就行。

何铁军看样子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他并不吃惊，对公安局长说：“领导说的话我当然听，只要比我官大，是我的直接领导，谁的话我都听。但是像这样的事，在刑事案件的证据上动手的事，咱不能光口头上说，必须签个字。那怕有二指长的条子我都认，我都照办。要不日后有人告发我。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我要是进了监狱。谁能救得了我？”

公安局长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他说了话，竟然行不通，竟然有人向他索要签字。他看了看何铁军，以为自己听错了。当他确认自己没有听错的时候，他的脸拉长了。说：“这么说，领导的话你不听了？”

何铁军说：“领导的话当然要听，领导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但那是工作上的事。案子上的事只能依法办。要是领导有什么特别的吩咐，我也照办，但得用书面形式。领导怎么写，我就怎么办。就是再大的官儿从会计那儿拿钱也得写个收条吧。”

局长听了何铁军的话，气急败坏地说：“那你就等着条子吧。”甩袖而去。

公安局长没想到这件事竟然在何铁军这一个小小的股长那儿卡了壳。这让他怎么向县委副书记交待？说自己手下的一个股长不听自己的话？他当局长的没有办法？这让他的面子往哪儿搁？更要命的是：要是这个副书记认为是他这个公安局长搞的鬼，故意拿一个股长不听话来搪塞他。这不要了命么！这位副书记可是眼里不揉沙子，要是他认为是公安局长给了他一个初一，那他还不知道回这个公安局长一个什么样儿的十五呢！想到这儿，公安局长不由得有些后怕。可怎么说动何铁军呢？他一时也没了主意，他知道，何铁军这个人的犟脾气很难对付。

最后的结果竟然是这样：谁也不敢给何铁军写文字上的东西，指令他更改证据。谁也怕这东西一旦写了，要是让何铁军或者是什么人拿着这个文字的东西去告状。那写东西的这个人非进监狱不可。谁也不敢写，何铁军也就不改。勘验报告也就改不了，这案子就停不下来，只能是按刑事诉讼程序朝前走。批捕、起诉、审判。就是判轻点，也得判。最后判了三年徒刑。进了监狱之后，又搞了一个“保外就医”才算从监狱里出来了。连看守所带监狱，这位“衙内”总共被羁押了七个多月，算是吃了一点苦头。出了监狱的大门，这位“衙内”才明白了一个道理，这就是：大官也有办不了的事。从此，这位“衙内”开始收敛，后来竟考上了大学。按说这位副书记的儿子从此浪子回头，也算是因祸得福。可是这位副书记大人却不这么想，他觉得自己栽了面子。很给了这位公安局长几次脸子。公安局长为了应付这位副书记，就把何铁军的股长给免了，还找了一个借口让他停止工作做检查，工作也不让他干了。在公安局的局长办公会上，局长气愤地称何铁军为“害群之马。”

何铁军这匹“害群之马”离了群之后，就在家里歇着。每天不用到机关上班了，倒也清静。工资当然给他发着，怕得是他到处告状。况且，这也是公安局长做给县委副书记看的。大官们一般是不过问工资这类小事的。只要听说免了何铁军的职，让他停止工作做检查。这位副书记就高兴。

何铁军不用上班了，但是工作并没有停下来，原因是他的工作业务性太强，徒弟们还顶不起来。于是，各个刑警队、派出所遇到了专业上的问题，还是来请他出山。何铁军是来者不拒，谁请教他，他就给谁帮忙。这事实际上局长也知道，他也乐得这样。干工作嘛，出了成绩还不是他当局长的？局长毕竟是个明白人。

何铁军没事的时候就去钓鱼、抓兔子，什么开心的事都干。这次要律师找他，就是在野地里找到他的。他把从网上抓到的两只野兔子给了要律师。

要律师奇怪地问：“听说这网是用来打鱼的，你怎么用它来抓兔子？”

何铁军说：“以前打兔子是用猎枪，现在没猎枪了。只能用网了。”

要律师想了想何铁军曾经有过一支漂亮的“双管猎”，于是问：“你那支双管猎枪呢？”

何铁军说：“不是收枪的时候交了吗？”

“收枪？”要律师想起来了。前段时候他确实见过一个县公安局发布的收缴社会上的枪支和管制刀具的通告。于是说：“你们公安上的人，也要交？”

何铁军笑了：“我不交？你看我长着两个脑袋么？”

要律师明白：何铁军就是不交这只猎枪，县公安局也不会有人向他要。但他主动交了。这就是何铁军！要律师很佩服何铁军，法律就应当是一种信仰！

要律师提着两只兔子，同何铁军一起往回走。何铁军已经猜出了要律师的来意。对县委书记被害的案子也听说了一些。他问要律师：“谁勘查的现场？”

要律师了解他的这位老同学，不愧是公安机关的痕检工程师，遇到了案子，先想到的就是现场勘查和痕迹检验。要律师说：“现场是李全有带人勘查的，检验也是他们搞的。对了，李全有不是你的徒弟吗？”

“李全有是我的徒弟，可是我这个徒弟二五眼，你知不知道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何铁军问。

要律师在县里工作多年，对司法界的人都很熟。他知道这个李全有干什么都不认真，不光是工作上弄案子不认真，就是在个人生活上也不喜欢叫真，他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是：“模棱两可”。他娶媳妇的时候连着和两个姑娘相了亲，两个媒人都想让他定下自己介绍的姑娘，都争着问他相中了哪一个姑娘。他当时说得就是这四个字“模棱两可”。这句书面语让两个媒人听了半天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到底喜欢哪一个？两个媒人想了半天，才明白了李全有的意思，他的意思竟然是：无所谓，谁都行。这把两个媒人的鼻子都气歪了。从此这两个媒人再没有登过李全有家的门。李全有后来娶了一个比他大八岁的女人。这也是他那个“模棱两可”的结果。县物资局一个女工，文革开始的时候，是县高中高三年级的学生，在当时算是个文化人，人长得也算过得去。她自视甚高，把自己的婚姻看得过于名贵，不肯随意给人。结果和她同龄的男青年们都已经结婚了，她的婚嫁却成了她家长的愁事。这个时候有人觉得可以给李全有说说，但多数人不看好，两人的年龄相差这么多，李全有肯定不愿意。没想到，李全有和这个老姑娘见了面之后，对媒人说的也是那句话：“模棱两可”。媒人见李全有没有坚决反对的意思，就对双方的家长说李全有同意了。

于是，两人的结婚筹备程序就开始了，李全有虽然不愿意，但他的性格是模棱两可，不愿意也不明说，就这么糊糊涂涂的混着。两人按当地的风俗一步一步地进行，最后就结了婚。婚后，这个女人很快就发胖了，长得又老相。到他家串门的客人，还以为这是他妈。但这也没听说李全有和他的妻子闹过什么别扭。日子照常过，遇到事了他还是常说那句话：“模棱两可。”

何铁军说：“实际上像李全有这样的人不适合搞公安，李全有当年在县委办公室当打字员，当了十几年，打字员这个活儿不养老，一到四十来岁，眼不好使的时候就干不成了。他离开县委办的时候，正是八十年代初，那时公检法机关缺人，他又是财政开支人员，这么着就进了公安局。当时法、检两家也缺人，可他不愿意去，说在法院和检察院工作整天写材料费脑子。于是，他就选了公安局。他进公安局就是为了省脑子，我这也是头一次听说。

李全有跟我学步法跟踪的时候，气得我踹过他几脚。你对他说什么他都记不住，整个一个不用心！现在让他破这么大的案子，这不是逼着鸭子上架么？”

要律师说：“不行咱们先见见他？”

何铁军说：“咱们就是不想见，也得见。办案子还得靠他，咱们去刑警队吧。”

要律师对李全有可太了解了，就是当年何铁军带着李全有办案的时候，李全有也是事事听何铁军的，何铁军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何铁军说什么就是什么，李全有基本上不为办案的事发什么愁。这次为了银水湖的案子，省公安厅来人了，省厅的人有了结论。那李全有基本上就不会提出自己的看法了。实际上，李全有在案件侦破上，也很少有自己的看法，这是过去。李全有当了刑警队长之后，是不是还是这样？何铁军还真不清楚。自从李全有当了刑警队长，何铁军还没有和他合作办过案子，这次这个银水湖的案子如果要和李全有合作的话，那就是李全有当了刑警队长之后，他和李全有合作的第一个案子。

何铁军和要律师进了李全有办公室的时候，李全有正在将双脚翘在办公桌上眯着眼吸烟。他见了何铁军，忙站了起来，说：“何老，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听说你前几天在银水湖钓了一条八斤多的大鱼，把你那鱼杆都扯断了，什么时候也带我去开开眼？”

何铁军说：“你耐不住那性子，半个小时要是鱼不上钩，你就下水摸去了。”

李全有笑了，说：“说得不错，还是何老知道我，我可耐不住性子，等着那鱼儿慢慢地咬钩。”

何铁军问：“银水湖的案子，现场是你勘查的么？”

李全有说：“我只去了一次，是跟省厅的人一起去的。省厅的人看过了。最后犯罪嫌疑人定的是白兴，这你可能也听说了。”

“你的意思是犯罪嫌疑人是省厅的人定的？何铁军问。

李全有说：“不是他们还能是谁？上面的人就是大爷，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他们查了案子以后，说是白兴谋杀了吕书记。”

何铁军问：“依据是什么？”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吕书记是吃了氰化钾死的，在白兴的房间内就搜出了氰化钾，而且吕书记是和他的媳妇一块死的，这不明摆着是情杀吗？白兴不是凶手还能是谁？有动机，有证据，也有作案时间。”

何铁军对李全有很不满意，省里来的专家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吕书记是和白兴的妻子死在了一块，并且在白兴的房间里发现了氰化钾，就认为谋杀吕书记的凶手是白兴。从动机、作案时间上和毒物来源上看，白兴确实有作案嫌疑。可是现场勘查得怎么样呢？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可疑线索呢？听信别人的结论或者依靠别人的结论来办案，这不是何铁军的作法，就是省里的专家也是一样。何铁军对李全有说：“结论是省厅的人下的。可是案子却是咱们办的。咱们得掌握第一手证据材料。走，上现场去。”

作为一个老刑警，何铁军知道，上级公安机关来了人，对案子的侦破一般来说是有好处的。上级公安机关的人接触的案子多，经验也多。掌握的情况也多，甚至技术手段也更先进，是这好的一面。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也有坏处。那就是上级机关的人到基层来，许多时候是走马观花。论时间他们不如基层工作的刑侦人员充足，对基层的情况他们也不如基层的同志了解。更有一个副作用就是：一旦上级机关的刑侦人员有了意见之后，有些基层的同志就捧为圣旨。这可就有副作用了。何铁军觉得，这次也可能要出点副作用了，赶上李全有这样的人，想不出点副作用都难。

何铁军对李全有说：“咱们到现场去看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