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书记死了，可县委书记这个位置不能长期空着。现任县长齐铁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县委书记。齐铁当了县委书记不久，就召开了县公、检、法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会议就在县礼堂召开。上午九点半，礼堂里坐满了人。主席台上的会标写的是“阜阳县公、检、法全体干警大会”。这次大会连县里的律师、公证员和乡镇司法所的工作人员也来了。要不然礼堂里的人也坐不满。这个齐县长，不，现在应当叫齐书记了，喜欢人多热闹，更喜欢开会的时候有尽可能多的人听他讲话。所以，组织会议的人就投其所好，把能通知的人都通知到了。

要律师也不能免俗，司法局通知他开会，他只能去。可巧，司法局的人和公安局的人挨着坐在一起，要律师就和何铁军坐在一块了。要律师指着主席台上的会标对何铁军说：“这会标怎么看怎么别扭，你们公安局的警察叫干警还凑合。怎么法官和检察官也成了干警？”

何铁军说：“别扭的事多了，你来开会本身就别扭，你们律师是自由职业者，这样的会有必要让你们来凑热闹吗？”

要律师觉得何铁军说得也是那么回事，也就没有再往下说。

当会场下面参加会议的人和主席台上的人都已经坐齐了的时候，新上任的县委书记齐铁才从主席台边上设置的一个休息室里踱出来了。说是踱，是较确切的。这是不紧不慢的方子步。何铁军一见这步子，眼里闪了光。他想起来了，想起了他在银水湖宾馆的沙滩上看到的那枚可疑的脚印，踩出那枚脚印的人应当就是这种步态和走法：

左步角15度，右步角为20度，步态特征是外擦内抠中外八字步。行走时左右微微晃动。何铁军对曾经勘查过的脚印，印象非常深。并且何铁军还记得脚印上显示出来的这个人的特征是：体态偏胖。体重约92公斤。想想这个脚印上显示的特征，看看这个新上任的县委书记，还真有点像，身材也像。只是能怀疑他吗？莫非是这个新上任的县委书记将他的前任谋杀了？这可能吗？如果是的话，这是为什么？让人不可思议。何铁军对要律师说：“你说怪不怪，咱们在谋杀现场提取的那枚可疑的脚印，还真像是咱们齐书记的。”

要律师说：“那倒好，拿他当样子，排查可疑人，可省事了。”

齐铁书记在主席台上就坐后清了清嗓子，说：“同志们，我们，先为，在工作岗位上，献出生命的，县委书记，吕冰书记，默哀。”他带头起立，默哀了一分钟。”

全场默哀后，齐铁书记开始讲话。齐铁书记嗓音洪亮，大嗓门，喜欢一两个字或者两三个字往外蹦：“吕书记，是在，工作岗位上，去世的，死得，其所！公安机关，一定要，加大力度，破案，抓不住凶手，决不，收兵！”说着，他用眼环视四周，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又继续往下讲。何铁军注意到了一个细节：齐铁端杯子的手是左手。

何铁军看到齐铁书记喝水的样子，不禁一愣，有一个想法他不敢相信：莫非这齐铁书记就是罪犯？何铁军觉得不可能，这不就成了县长杀县委书记了吗？这是什么动机呢？是情杀？还是仇杀？或者是谋财害命？何铁军觉得这都不太可能。可是，要不是的话，又怎么会这么巧合呢？何铁军一时也理不出头绪来。散了会，他把要律师叫到了一个小酒馆。两人要了几个小菜。喝了起来。

何铁军和要律师都喝不了多少酒，在小酒馆见面，只是为了方便说话。何铁军把自己的想法对要律师说了，要律师吃了一惊，尽管他凭直觉认为白兴不可能是凶手，但是要说凶手就是前县长，现任的县委书记齐铁，还是让他吃惊不小。

何铁军说：“我虽然觉得从现场足迹和左撇子痕迹来看，确实应该怀疑这个人。可是，我觉得不应该是他，他有作案动机吗？”

说起作案动机，要律师想说的话可就多了。

因为要律师和何铁军是小学时一个班的同学，两个人是一块长大的，加上两个人又挺说得来，并且又都在司法界工作，经常在工作中打交道。所以，平时是无话不说。说到县长如果在没有个人恩怨的情况下，去杀一个县委书记有什么作案动机，要律师可有很多的话要说。当然了，这有一个假设，这就是假设县长是凶手的话。

虽然要律师和何铁军是在同一个县里工作，但是，何铁军是个警察，属于业务干部，整天忙于案子上的事，对政界上的事，尤其是对县里权力中心的情况，并不太了解。而要律师在县委办公室当了多年的秘书，又在县委研究室当了多年的副主任。对县里权力中心活跃着的人和发生的事比何少军清楚得多。

要律师是八十年代初开始在县委办公室当秘书的。准确的说，他当时还没有当上律师，应该叫他要秘书才对。只是叫惯了，就接着这么叫。要律师当秘书时接触的第一个县委书记是王连喜，这是一个解放初参加工作的老县委书记。要律师对王书记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几件小事：要律师刚到县委办当秘书时还在读电大，有一天，他正在办公室读一本书，是电大的教科书《形式逻辑学》。县委书记王连喜进了办公室，王连喜见秘书看书，很高兴，他喜欢年轻人读书学习。他走过来拿起书一看，看见这本书的封面上“形式逻辑”这个书名，看不懂是怎么回事，问：“这是什么玩意儿？”要律师说：“这是电大的课本，是研究思维形式的一门科学。”

“思维？还形式？”王连喜摇了摇头，说了句：“搞不球懂！”把书扔在桌子上，走了。

这是要律师第一次见王连喜书记，他对这个县委书记的印象是：这是个工农干部，没有文化。以后要律师给他写讲话稿的时候尽量用常用字和常用词，并尽量口语化。以给这位县委书记减少难度。可就这样，也不断出点小问题。有一次这位县委书记把讲话稿上的“沾沾自喜”念成了“点点自喜”。当时谁也不敢笑，可是会后却成了官场上的一个笑料。官场上的人见谁有些骄傲情绪，就对他说：“看你那点点自喜的样子！”于是，对方哈哈一笑。类似的笑话虽然留下了不少，但是，要律师却对王连喜书记是越来越尊敬了。

那也是一件小事：一天，要律师正在办公室值班，王连喜给他送过来了50元钱，说是自己星期日回家用的汽油钱。让他将这钱交给办公室的会计。当要律师弄明白这钱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对王书记肃然起敬：县委书记星期日回家用了公家的汽车，还要交汽油钱！这样的县委书记让人服！

后来时间长了，要律师才逐渐了解了这位县委书记：真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只可惜的是，这个时候改革开放已经搞了几年了，由毛泽东一手教育和培养出来的这批工农干部们的岁数已经大了。也就是从王连喜当了县委书记之后，再以后的县委书记们的学历是越来越高了。可是随着学历的提高，也再没有人用了公家的车，还要向公家交汽油钱的事儿了。后来的县委书记们坐的车是越来越高级，这车用来办公事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三分之一，另三分之一是办自己的私事。剩下的三分之一呢？这三分一就归司机了，司机跟着领导沾光，白用公家的车，连司机们都认为很正常。

要是县委书记仅仅是白用车，白吃点，白喝点，甚至白拿点，那可是社会之福、老百姓之福了。可是县委书记、县长们也不是圣人，他们也是人，面对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他们也有经不住诱惑的时候。要律师在县委工作了十多年，共经历了六任县委书记，若论捞钱的数量，这个趋势是越来越多，也就是越往后的捞的越多。县委书记的财源用一句官场的话说就是“使用干部”，用一句市侩的说法就是“卖官”。随着经济的发展，官帽子的含金量越来越高。所以，这官帽子的价钱也就越来越高。因为官帽子值钱了，所以，有权卖这项官帽子的人可以捞的钱也就越来越多了。县委书记捞钱，有许多途径，这其中“卖官”是主要的途径。

是不是县委书记们都有捞钱的瘾呢？实际上也不是这样，县委书记们都是精英，如果能从正常的渠道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恐怕不想碰灰色收入这个雷区。可是非常遗憾的是，一方面社会上一些人通过不正常的手段致了富，而作为地方最高领导的县委书记们却囊中羞涩，县委书记的工资是多少呢？90年代的时候可能不到一千元钱。当时县委有一个副书记，他的家在保定市，妻子没有工作，还有病。养着两个儿子，大儿子上高中，小儿子上初中。一家四口人就靠他这点工资过日子。这日子怎么过？根本就没法过！也就只能靠他额外弄点钱过日子。

县委书记不管钱不管物，可他管着能管钱管物的官位子，而官位子是社会上最紧俏的资源了。所以，这就有可能为他带来某种利益。

按说，干部的任免是集体决定，县委书记只是集体中的一员，能独断专行么？遗憾的是理论和实践总有差距。县委书记是一把手，在领导班子中，他的职位最高，权力最大，集体组织里的成员谁愿意得罪他？赶上大方一点的县委书记，只要控制住了肥缺位置的决定权，边边角角上的一些位置就让副职们或者是常委们去决定了。这就是官场上的人们所说的：主事的吃肉、跟作的喝汤。赶上作风独裁喜吃独食的县委书记，那别人就是想喝点汤也不容易了。可是，这也会引起班子内其他成员的不满，恶化县委书记的生存环境。为聪明的县委书记们所不为。

县委书记卖官，会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呢？一般不会，原因是这里并不是没有规则，县委书记按这种规则办，就不会出问题。只是这种规则没有写在纸面上，而仅仅存在于人们的心里，存在于实际的操作中，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潜规则”。官场上用人的潜规则是：在不破坏现行的干部任用规定的前提下办事。比如说要提一个局长，拟定的条件是：40岁以下，大专学历以上，在基层工作5年以上等等。县委书记就让组织部门去考察。问题是考察合格的人选比现有的位置要多。这就给了县委书记上下其手的空间。用谁，不用谁，这可就有讲究了。这个时候要是有人给县委书记送了钱，县委书记就把这个位置给这个人。这对县委书记来说，基本上就没有风险。因为被提拔的人符合被提拔的条件，别人也不会说什么。并且送钱的人得到了官位，也绝不会对外说这件事，说自己的官是买来的，那不明明是贬低自己吗？他自己只能说是凭自己的本事和才干被提拔上去的，那脸上多光彩！所以，买官的人绝对不往外说。而卖官的县委书记更不会傻到自己向外说。所以，县委书记卖官的事就成了最隐秘最难以弄清楚的事了。只要是县委书记本人没有头脑发昏，把某个官帽子拿出来公开拍卖，或者弄一个农民、工人或者公务员以外的社会闲散人员来直接当官，造成官场震动，引起“官愤”，那就基本上没有什么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