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语文课本，前边几课都是汉语拼音，但每一课都有一篇课文。说是课文，其实是当时随处可见的标语口号。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第三课是：“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这些课在春天里都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到了秋天，传来了林彪坐着三叉戟摔死在外蒙的温都尔汗的消息，于是老师就让我们删掉第二课的后半部分，只准念前半部分。我们便纷纷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用铅笔涂得黑黑的，在林彪像的脸上挖了一个大窟窿，这一义举得到了老师的表扬和父母的支持。我们曾经在书上进行过无数次涂鸦，对课本进行过种种改造，唯一受到表扬的恐怕只有这一次，其余的都是厉声喝斥和无情责打。我们都说，林彪真是个傻瓜，在这么大的国家当了这么大的官都不知足，要是我，在公社当个革委会主任就行了，那怕一天也行，用八抬大轿抬我到外国我都不去。

我特喜欢连环画，我父亲又是个工人，也就有零钱时不时地给我买一些连环画，所以在我还没有上学的时候，我就有了几本连环画。上学以后，更有资格和理由让父亲买连环画，加上我千方百计地从亲戚那里搜罗，日子久了，我的连环画就积攒了一小箱子，足足有五六十本。我也因连环画最多而成为村子里的名人。一到放学，不少同学不忙回家，先跟我一同到我家去翻连环画，我家里也因此经常门庭若市，热闹非凡。遇到一本好看的连环画时，我们大都是由一个人翻，其他人从这个人的周围、头顶围成一个圆圈挤成一团看，活象一只倒扣着的黑锅。

由于我有很多连环画，学校的老师也都认识我，虽然我还是一年级学生。老师们喜欢找我要连环画，经常见我就问：“浦娃，有没有新连环画？”我只要有新连环画，也会主动给老师看。所以我是各位老师房子的常客。尤其是姑父爷和茶姑的房子，简直就象是自己的家一样。在星期日没事的时候，我也时常到学校里转悠一下，打打球，只要那位老师在房子，我就可以在他的房子里里翻一翻书。

那时，外国对我最有吸引力的恐怕莫过于面包了。这是从高尔基的《我的大学》连环画上看到的――当然是别人翻我围着看的。看到连环画上形状各异的面包，我时常心想，这东西一定比我们的玉米馍馍好吃，不然外国人怎么会那么爱吃呢？

《我的大学》这本连环画是大柱的，但曾一度是我的。

大柱是五年级的娃娃头，也是全校的娃娃头，体壮如牛，脸如满月，拳头如榔头，脚掌似熊掌。他进校已经八年了，留了三次级，所以现在还在念五年级。村里的大人每见到他，随口就是一句：“留学生回来了。”他回一句：“去你的。”这成了他和村里人见面打招呼的固定模式。每天上学放学，不少男生如众星捧月一般，前呼后拥地围着他跑。他也神采飞扬，仿佛自己娶了皇帝的女儿。不知什么时候他从什么地方弄了一本《我的大学》，凡是答应跟他好的的他才给看。我乍进校门，连申请跟他好的资格都没有，也不知他的厉害。只是我很想看一看这本连环画，试着向他借了一回，他眉毛一扬，问道：“你姓啥为老几？”

我不知他话里有话，便说：“我姓张为老二。”

他顿时哑了口，好半天才憋出一句“去你妈的。”

这回轮到我憋了，但老半天也没憋出一句，只好悻悻地离开了他。

一天放学后，我到五年级教室去拾彩色粉笔头（因为他们有美术课）。当我猫下腰在最后一排的泥台台下面捡粉笔时，忽然见一个泥台台桌斗里有一样东西。定睛一瞧，是一本连环画。拿出来一看，大喜过望──原来是《我的大学》。我一看周围没有人，便急忙揣在怀里，迅速离开了那个教室。

这本连环画被我迅速地烂熟于心了。

随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将它放在那里呢？自然是不敢让大柱那个魔头知道。放在家中，家里人见了会问是从哪里来的，装在口袋里又怕把连环画折坏了。于是我采取了自以为很聪明的办法，把连环画从身后插在裤腰里，这样既能保证不让人知道，还能保证连环画不受到损坏。如此一来，那个只有小学文化的苏联作家笔下面包坊就被我别在裤腰带上了。每天上学我都得小心翼翼地，象海娃担心鸡毛信会从羊尾巴下面掉出来一样，担心那本连环画会从我的裤腰上掉出来，尤其是上课的时候――我坐着小凳子，夹袄的后襟会高高地跷起来，露出一小块后背，那样我的秘密就会暴露无遗。因此每次上课之前，我不得不想办法找机会将连环画取出来藏在书包里，下课后也要背着书包玩儿才能放心。大柱曾经问过我见过他的连环画没有，并说有人那天见我在他的座位周围转悠过，我说我在那儿找粉笔头，没见过什么连环画。他满腹狐疑地望着我，晃着肩膀无可奈何地走开。

不久，父亲给我买了一本连环画《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杨根思》。我如获至宝，每天把它带到学校去向同学们炫耀，每天都有一大帮人围着我看《杨根思》，当然是我翻他们看。

不料有一天，在同学们围着我看《杨根思》的时候，有一个人在我的背后发现了我别在裤腰上的《我的大学》，惊异地一叫：“哎，这儿还有一本！”说着就一把抽了出来。

于是我的秘密就明晃晃地暴露出来，大柱也很快找到了我，将《我的大学》要过去翻了一眼说：“这是我的连环画，还给我！”

我狡辩说：“这是我爸给我买的，世上又不是只有一本《我的大学》。”

大柱倒是精明，他说：“要是你的，你有什么记号没有？”

我一时想不起来上面有什么记号，开始后悔没在连环画上写上我的名字，只好说：“没有。”

大柱说：“我的连环画第三页下边文字部分有唾沫的痕迹，不信你翻到那里看一下。”说着便翻到那一页让我看。

没办法我只好用眼瞅了瞅，上面果然有一处有着浓重的唾沫痕迹，而且很明显。我看实在搪塞不过，便承认道：“不是我故意拿的，你那天忘在你的泥台台里了。”

原以为这句话一出，大柱会勃然大怒，立即向我发起攻击，但他没有，而是高举着拳头提出一个条件：“只要你以后把你的连环画第一个让我看我就不打你。”

我一看有回话的余地，赶忙一口答应，还同意他拥有《杨根思》一个星期的主权――实际上我最后不得不放弃了全部主权。但从此以后，我们便成了朋友，一同旷课一同玩耍，下河捉螃蟹摸泥鳅，上树掏鸟窝抓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