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吕主任向工地领导汇报调查情况的会议上，吕主任提出，现在有一些人反映，贾师宪是因为追求话务排的女兵佟蕊不成，而失望自杀的。佟蕊一直没有向领导汇报这个问题，警通连分管领导（显然指的是我）也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她们都有责任。建议就此事对有关责任人进行处理。
此言一出，就有人支持他的意见。在这个关键时刻，杨次山仗义执言。他说：吕主任的这个说法不妥。这个事情我比较清楚。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一定要抓住主要矛盾。这件事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贾师宪见异思迁。贾师宪在家里的“对象”还没处理好，就想着跟张丽华谈恋爱（这条至关重要的线索是我提供给他的），又想着追求佟蕊。大家可以想一想，他跟张丽华谈勉强说的过去，但是佟蕊是战士，佟蕊要答应他就是违反纪律，同时也是跟她排长对着干。所以佟蕊不可能答应她。贾师宪追求她的时候，她把这件事汇报给了副连长陈子华。陈子华立即就跟我汇报了。因为事情牵涉到机关的卫生所，所以我要求她先不要声张。就在贾师宪死的前一天，陈子华还专门找过我请示这事怎么处理（他指的是送我文具盒那次。把他找我送我东西，说成是我找他“汇报工作”），我随即给贾师宪打过一个电话，侧面提醒了他，他的表态也很好（已经死无对证，杨次山这样说非常聪明）。你们说说，这件事佟蕊做的哪个地方不对？陈子华做得哪个地方不对？嗯？你们说啊？
结果是没人说话。杨副政委说的有理有据，谁也说不出什么来，这件事就此放下了。
但是我的脑子里在好长一个时间内，一直没有放下贾医助自杀这件事。因为这件事情太诡异了，没搞清楚的地方也太多了，简直就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首先一个问题，贾师宪到底为什么自杀就一直搞不清楚。虽然说法很多，假想也很多，最有说服力的应该是张丽华拿着那封信去恐吓他，要挟他，从而逼得他无路可走，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
这个“可能”还有一个“佐证”，就是贾师宪出事的那天早上，张丽华一反常态早早起床躲出去了。她会不会是觉察到了贾师宪有“走极端”的征兆，她怕贾师宪在自杀之前，先把她枪杀了来“垫背”。因为贾师宪认定是张丽华破坏了他即将到手的“珍贵爱情”。既然她不让贾师宪“好”，贾师宪也不能让她“好”。
但是我后来想到了另外的一个可能。
佟蕊在值班的那个晚上去找贾师宪，按照她的说法，是为了证实贾师宪是不是给她写了信，以及那信上说了什么。他们见面之后，在那个黑黑黝黝的小树林里到底说了什么，干了什么，其真相已经成了一个永远的秘密。不能排除的一个假设是：佟蕊在得知贾师宪做了蠢事后气愤至极，跟贾师宪吵了起来，甚至说了什么绝情的话。这极大地刺激了贾师宪，使他痛悔不已、内疚不已、伤心不已，导致他的思想钻了牛角尖而不能自拔。
不过这两种可能需要一个共同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张丽华扣押了那封“家信”。
实际上，佟蕊和我都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那封信是张丽华拿走的。佟蕊说张丽华第二天表现烦躁，“逮谁跟谁发火”，也许只是巧合，那不过是女孩子见“大姨妈”之前的正常反应。因为张丽华在贾师宪自杀后表现的十分冷静，几乎看不出什么异常，以致于让我怀疑这起“事故”到底跟她有没有关系。
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是我以后调查出来的。通讯员小刘送信那天，的确是在连部将话务排的信件报纸都给了张丽华。那天的信不是一封而是七八封，也不是张丽华自己去发的。她拿着信件报纸回到排里后，见八班的小吕在外面晒衣服，就自己留下一份《解放军报》，将其他报纸和那些信都给了小吕，小吕又把那些信分发到了各班。我曾经找过小吕，问她那些信都是谁的，小吕说她记不太清楚了，但是她却很明确地说那里没有佟蕊的信。
我问她的时候并没有单独提出佟蕊来，可她回答的时候却特意说明没有佟蕊的信。这个细节让我感到迷惑。因为从这可以引申出一个问题：谁也不能保证那封信就是张丽华扣下了，眼前的这个小吕就跟佟蕊有矛盾，因而我就没法排除是她“使坏”，扣下、私拆并销毁了她班长的“家信”；当然，我也没法排除另外一个可能：小吕没有“扣信”，但她知道是谁扣了那封信。
这件事情我最终也没得出一个能让我自己信服的结论，但我却因此得出了另外一个重要结论：我不能继续在警通连干下去了。或者说明确点，我不能再管那个话务排了。话务排有四十个女孩子，经历各异、性情各异、心思各异，弄在一起实在是复杂加复杂。这其中哪个人出了问题，最后都要找我来算账，这个责任太大。怪不得宇文君也好，陈从仪也好，当了一阵“女兵头儿”都要调走，她们都是明白人，我也要当明白人。
自从有了调出警通连的念头之后，我就琢磨着调哪儿去好。当然，这个“哪儿”还是在250工地的范围之内。工地很多干部，尤其是女干部，都在想方设法调离这个“兔子不拉屎”的穷山沟，但是调动一是得有理由，二是得“上面”有人。21世纪的时候，某些人撰文怀念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人际环境，说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腐败啊，走后门啊等等的不正之风，这是不准确的。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这个年代的“腐败”没有后来的程度那么严重，但是“走后门”这个问题还是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的，以至于74年还出现了一个“批林批孔批走后门”的小“运动”。我在上面没什么“后门”，唯一能帮助我说说话的“领导”就是工地政委杨次山。但是要让杨次山帮我朝上（军区后勤）“运作”，难度仍然很大，虽然他在250工地算个人物了，可到了军区后勤，像他这样的副师级干部随便搂一下就是一大把，他根本就不顶用。因此，我只能先在250工地内部晃悠晃悠，我还真是看好了一个位置，那就是政治部组织干事一职。
原任组织干事金荣慧已经向组织上递交了结婚报告和请调报告。这两个报告之所以一块递交，是因为两件事情密不可分：金荣慧只有先调走，才能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