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了一下，院里有脚步声，然后那两扇门就开了，站在我面前的却不是杨次山，而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

我以为自己走错了门，再想想没错啊，我赶紧问她：“这不是杨政委家吗？”

小姑娘点头：“对。你是陈副连长吧，他在屋里等你呢。”

我走进门去，小姑娘在我身后关门。我问她：“你是谁啊？我怎么没见过你？”

小姑娘说：“我叫莲子，是杨三叔老家的亲戚。我跟徐阿姨一块来的，是上个礼拜来的。”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我彻底误会“小杨”了。他之所以大大方方地邀请我直接来他家“谈事”，是因为他爱人“老徐”在这儿。

我把心放进肚子里，跟着小姑娘进了正屋的门。就见杨次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悠然自得地听着收音机里唱样板戏，但我没看到他那个姓徐的老婆。

我朝他敬礼，一边拿出那几张纸，说：“政委，你要的材料我刚写好，我送你办公室，政治部的人说你回宿舍来了。”

杨次山站起来接过那“材料”，一目十行地浏览着，我趁机说：“政委真是对不起，徐阿姨来好几天了，我都不知道，我也没来看看她。”

杨次山说：“没关系，没关系。莲子，你去把三婶扶过来，告诉她有客人来。”

我赶紧说：“阿姨在哪啊，我过去看她。”

杨次山说：“不必。你坐着，她一会儿过来。”他接着又说：“我一直没好意思跟你讲：老徐二十年以前的时候，脑子受过外伤，所以精神有点问题。她也不会说客气话，你多担待一下。”

这时那莲子扶着一个衰老虚弱的女人从西面屋子过来。那女人不光干黄枯瘦，而且双目无神、面容呆滞，如果不说明白，谁也想不到她会是风度翩翩的杨政委的爱人，说是杨政委他妈可能还差不多。我赶紧上前拉住她的手叫阿姨，然后问候她的身体状况。“阿姨”生硬地笑笑，口齿不清地念叨：“哦，哦，来了？来了好。来了吃饭。”

杨次山站在餐桌边说：“她听不明白。你别管她了，来，你坐我这边，咱们吃饭。”

我忙说：“不了政委，我回去吧，连里也开饭了。”

杨次山不让我走，他说：“我叫你这个点儿来，就是让你来吃饭的。老徐来了以后，金荣慧、艾琴、小贾都来看过她，艾琴和小贾也在我这吃过饭。来来，快坐。”杨次山坐下后直拍他身边的椅子。

杨次山这样一说，我就放了心：既然艾琴她们都在政委家吃过饭，那我还有什么可顾虑的。

坐下以后，等着莲子上菜的时候，我问杨次山：“阿姨到底怎么回事啊？没到大医院去看看？”

杨次山摇头：“她这事算‘天灾’。那年她从一个建筑工地路过，好好的那脚手架突然倒了，正砸在她的头上。住了一个月的院出来。她的精神状态就不大好。后来看了几家医院，吃了无数的药都不管用。不过她不打人不骂人，也不到处跑，能吃能睡，生活也能自理，好点的时候还能洗洗衣服。就是脑子不清醒，平常没事就一个人呆坐着，一坐坐一天。哦，你不知道吧，我就一个女孩。是她受伤以前生的。从那以后，她就不是女人了。我好像给你说过的。”

我想起来了，杨次山是跟我说过他老婆“不是女人”。当时我没弄清他是什么意思。这会儿我有点明白了，他的意思大概是说，这个徐阿姨受伤后“性趣”全无，或者说是出现“性功能障碍”，导致杨次山没法再“做功课”，其后果就是他只有一个孩子。

杨次山说那么露骨，我担心那“徐阿姨”会不愿意，可是我看看她，她一直那样僵硬地、茫然地呆坐着，对我和杨次山的对话充耳不闻。我很可怜她，同时也就有些同情杨次山。我说：“政委，我以前不知道你的家庭是这样，你真不容易啊！”

杨次山苦笑：“子华，你能理解我，我真是要谢谢你。”

莲子把几样家常菜端上来，又拿过一瓶“竹叶青”给杨次山倒酒，杨次山说：“再找个盅子，给你小陈姐姐倒上。”

我赶紧说：“政委我不喝。连里有规定……”

杨次山说：“没事，少来点，一点点。我知道你有些量，听艾琴说的。”

我只好接过酒盅，然后我给徐阿姨夹菜，她口齿不清地咕噜着：“吃，吃，还没背，毛主席语录呢，……”

见我莫名其妙，杨次山解释说：“那几年有一阵，不是吃饭以前还要给毛主席像敬礼、背语录嘛，她就记住了，老是忘不了。子华你别管她，她自己能吃。”他举起酒杯，“来，咱俩干了！”

既然这样，我也不客气了，扬起那小酒盅一饮而尽。杨次山喝完后，我又把两个酒盅斟满。

我俩边喝边吃边聊，聊的主要是工地和连里的工作。那徐阿姨也不吭声，自己闷头吃饭，吃完一个馒头她还要吃，莲子却将馒头拿走，然后就扶着她出去。我问杨次山：“阿姨好像没吃饱，怎么不让她吃了？”

杨次山说：“她不知道饥饱，尽着她吃会撑着她。”他又举起酒盅来：“别管她俩了。来，子华，咱俩再喝。你能来我家我是真高兴，咱们喝个痛快。”

我忙说：“不行了政委，我不能再喝。不然一会儿回了连部他们就看出来了。”

“哦，是是。连队，连队跟机关不一样。那，我再喝一盅，我也不喝了。”

说是这样说，但杨次山又喝了好几盅才开始吃饭。我不禁有些担心，怕他喝糊涂了，等会儿我跟他讲正事的时候他听不明白。

吃完饭之后，杨次山把我让到书房，然后莲子收拾了饭桌，给杨次山泡了一壶龙井就去了西屋。这边的屋子里，只剩了我们两个人。

书房东面的墙上有一个镜框，里面全是杨次山的家庭照片。其中就有一张杨次山、徐阿姨和他们女儿的“全家福”。我附上去细看，那上面的杨次山和徐阿姨都身穿佩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的旧式军服，杨次山年轻英俊，徐阿姨清秀端庄，她怀里的小女孩漂亮得像个洋娃娃。照片左上角还标明了时间和地点：“照于一九五二年、天津和平照相馆”。看着上面风华正茂的女军人，再想一下刚才那个衰老病弱的老妇人，我的心里竟然没来由地升起一阵莫名的悲哀。

杨次山坐在沙发上，给我斟上茶水，然后招呼我坐他身边。问我：“说吧，你找我有什么事？你尽管讲就是，别有什么顾虑。”

我迟疑了一下，考虑应该怎么开头，不料杨次山见我犹豫就直截了当地问：“你是不是想说周启明的事儿？想让我帮你找找人，对吧？”

我吃了一惊，忙问：“政委，你，你怎么知道啊？”

杨次山以问代答：“你肯定是打听明白了，知道那卢场长是我的老战友，是不是？”

“不不，”我连忙摇头：“这我真不知道。我就是觉得，你在后勤这么多年，肯定认识不少领导，也许你能说上话。我前几天去密阳农场了，那的条件实在太差。”

杨次山点点头说：“我知道，我去过那儿。不过我的本事有限，要把周启明调出来，难度相当大。我办办看看，争取先把他调到场部机关去。不过我跟老卢的关系也不是特别密切，话，我一定说到，他能不能给办，能办到什么程度，现在都是未知数。”

我说：“我明白。不管结果怎么样，我和周启明都会非常感激政委的。”

杨次山笑道：“感激我不敢当。你以后别再恨我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