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道这个地方的气候很有意思。它的冬天和夏天都不太长，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不冷不热，少风少雨的春秋季节。就像这五月初旬的时节吧，如果在河阳，天气就相当热了，有时连衬衣也穿不住，但是蒙道却春风轻拂，温度宜人，依旧是“春眠不觉晓”的美好感觉。

这天是礼拜天。早上六点来钟的时候我醒了一次，本想起床的，可一想我起那么早干嘛？现在不是在连队的时候了，在连队，我整天瞎忙，好像就没休过一个完整的礼拜天。在机关礼拜天就是礼拜天，礼拜天不休息，假积极给谁看啊，没人看，人家还说你神经不好。

想想起来也没事，因此我就继续睡懒觉。这一睡还真点“成就”，我就梦见自己生孩子了，生的是个挺漂亮的小女孩，而且刚生出来就是两三岁的样子，可好玩了。醒了知道是个梦，可心里仍然很甜蜜。

我跟周启明是4月1号登记的。陈子华不知道那天是“愚人节”，张思静知道，可是张思静不吭声，反而觉得愚人节结婚也不错。她从来就不信“忌讳学说”那一套东西，常常会反其道而行之，她在网上给自己起的一个昵称就是“静静44”（4是“思”的意思）。

其实我跟周启明当时选这个日子也属无奈之举，因为周启明家定好的搬家时间是4月3号。

因为周爸在嘉安既无单位也无职务，老家也没有亲友可以投靠，所以他们开始的时候是想先租一处房子“过渡”一下。幸好嘉安军分区副政委是老头儿以前的部下，听说这件事以后出手相援，从军分区的家属院给他安排了一处房子。那房子的条件跟杜镇的营房没法比，但因为只住他们老两口，所以也还凑合。

周爸那个单位尽管一个劲儿撵他走，不过到最后他们也算办了一件“人事儿”，他们主动安排了一辆卡车，负责将周家从河阳送到嘉安。

我帮着周启明给家里捆扎行李，忙了一天多，直到4月1号下午才抽出时间去办理了登记手续。

我执意要在周家“发配”之前跟周启明办理结婚登记的“大义”之举，让周爸和周妈极为感动。头天晚上周妈把我叫去，偷偷将一枚祖传的翡翠玉镯给了我。她跟我说，这个东西虽然是“四旧”（文革中提倡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而化之，一切旧时代留下的东西都是“四旧”），可是它是启明的奶奶在我结婚的时候给我的，对咱家说来很有纪念意义。你好好留着，别拿出来给人看，记住啊。

我忙说：我知道，谢谢阿姨。我接过那玉镯细细一看，立觉眼前一亮，我马上就能断定，这是一个极具价值（家族价值、家庭价值、承认价值、嫡传价值、观赏价值、经济价值等）的东西。但由于某种局限性（我此时毕竟还只是个22岁的小姑娘），我当时首先想到并且“主要”想到的，是它的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不好意思）。

对于这一类的东西，陈子华一窍不通，她能领会到的，就是“这手镯挺好看”，但是张思静对玉器的经济价值多少懂点，因为张思静戴过一只玉石手镯。

张思静戴过的那只手镯，跟周妈给我的这枚简直不能比，如果硬要比的话，那差距就是天上地下一般。这枚手镯显见得取材极其讲究，雕琢精细入微。看上去，光滑灵润，青翠欲滴；摸一下手感平滑冰腻，感觉特佳。我当时就爱不释手，又连着说了好几遍谢谢阿姨。

尽管我十分喜欢这玉镯，我也知道它可能挺值钱，但我还是没有料它竟然会那么贵重。二十六年后的2000年，我在商务活动中认识的一位玉石鉴赏家看到了那枚翡翠手镯，他给我报出的保守市场价是35万元。

登记之后我只在家住了一夜。就在那个晚上，周启明把我从“女孩”变成了“女人”。

周启明在农场那段时间一个意义重大的收获，就是从那些结过婚的职工那里得到了很多的“另类”性知识，而且还都是特别适用的。

我俩登记的那天晚上，周爸和周妈特意去招待所住，把整个院子和所有的房子都留给了我俩。这固然有给我们“腾地方”的意思，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家里的被褥、用具等等大都已经打包或者装箱，就等2号装车，3号出发去嘉安，所以他们也需要临时住两天招待所。

我们根本就没等到就寝的时刻。周爸周妈一走，周启明就把房门插死，然后像一只恶狼似的扑到我身上，不顾我那“恨不能钻到地缝里”的娇羞，疯狂地开始了他曾经幻想无数遍的“战前准备”。当我那晶莹剔透的胴体全部展现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可以不顾红若焰火的双颊，敢于面对他了，他却不敢面对我了。他紧紧抱着我身体，将脸全都埋在我的胸上，一遍一遍地含糊不清地念叨着：“子华，子华，你是我的了，你永远都是我的了！”

我低下头轻轻咬着他的耳垂说：“一点不错，启明，我是你的，我把我的一切都交给你了，我今天晚上不存在了，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那无比美妙的春宵过后我才意识到，周启明在农场接受的免费“性知识启蒙”还真是非常重要，否则的话，“处男”周启明绝对不可能表现的那么“完美”，以至于我在他暴风雨般的攻势下如醉如痴、欲仙欲死……。

如果不是因为军区政治部（注意，是军区政治部，而不是我们军区后勤政治部）有一个工作组在我们工地，检查“批林批孔”运动开展情况，导致我实在不敢超假，那我肯定舍不得第二天就返回单位。

等到军区政治部的工作组走后，正好周启明去嘉安送完他爸他妈也回来了。我立即就找个借口又去了一趟河阳。说来不好意思，那天是个礼拜天，我俩无处可去，就在周启明的办公室进行了一番“激情奋战”；尽管条件简陋，可由于双方的努力都非常到位，因此效果跟在家一样美妙无比，以至于都一个月过去了，那温馨甜蜜的细节我还全都记忆犹新。

我正躺在床上，从生孩子的那个梦开始，红着脸回溯那些“美妙”的时候，忽然有人轻轻敲我宿舍的门。

我下山之后，本来应该住金荣慧倒出来的那间宿舍。但是她那屋还住着一个小索（工地后勤部会计）。我在连队当副连长的时候还住单间宿舍呢，上了机关也不能越混越倒退。我就去找管理处的潘副处长，也就是我的老连长潘永恩想办法。

按理说，“营房”应该归工地后勤部管，后勤上还专门有一个“营房助理”。但是后勤只管营房的建设维修养护，具体的使用安排权限却在管理处。丁处长自然不管这些小事，其它的参谋和管理员都觉得那个活儿操心费力不说，还很难平衡各种人际关系，往往出力不讨好，因此谁都不愿意管，这事儿就归了副处长潘永恩。

我当然不能跟潘永恩说我不愿意跟小索住一起，我得另外借口。我就想啊想啊，想了半天，实在没有能站得住脚的理由。后来不知怎么想到了周启明身上，我总算找到了一个不是理由的理由。

我跟潘永恩说：“我好像听说小索的对象最近要来（其实我只知道她对象是密阳地方上的一个干部，以前来过没有，以及什么时候能来我全都不知道，反正是找理由，我就信口瞎编），我住那屋人家说话都不方便，咱机关还有没有别的房子啊？”

潘永恩说：“咱们机关这边就这么几套宿舍，你忘了？周启明当助理的时候，没地方住还住后勤的小楼呢……。”

我说：“后勤那边有房子也行啊？”

听我这样说，潘永恩想了一下：“对了，那边的家属宿舍区倒还真有空房子。分给你不行，但是你要‘借住’的话还是可以考虑的。就是那边有点远。”

我忙说：“没事没事，不就多走三五分钟的路嘛，我不嫌远。我就是借住，最多半年八个月的，然后你要我就还给你。还是俺的老连长好啊，俺使劲谢谢你了。”

潘永恩笑道：“那咱们住邻居吧。我家旁边就闲着一间，还带个小院呢，就是没有院门。咱说好了，对外，就说是给你借住一年，明白？”

我高兴的直点头：“明白，明白。”心里说，还“借住一年”，不等一年我就转业，我早早就还给你。

等我安置好了才发现，我的宿舍竟然就在杨政委和马主任那幢宿舍的侧后方。不过不是紧挨着，还隔了一片四十多米宽的稀疏的杨树林。我们房子的西南面，还有三座家属院，北面是长满灌木的山坡，山坡边上有一条路，延伸一百五十米左右，就是机关招待所“西郊宾馆”。

正因为我住的地方比较偏僻，所以很少有人过来，星期天就更不该有人来找我了。我从枕下摸出手表（下山后才买的，上海“宝石花”全钢防震，好贵，120块钱呢，而且还是走后门从潘永恩那里要的“票”），看看已经快八点了。可我还是不想起床。我朝外面问：“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