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俩去食堂找了点剩饭吃，然后就回到管理处，由我执笔来写那份情况报告。
我下笔之前，先跟潘永恩要个“原则”。老潘说：“咱们只能照实写。这事影响太大，捂也捂不住。你尽管把事实都写出来吧，最后属我的名字。我不怕得罪人。”
老潘的意思很明显。此事说大不算太大（一颗意外的跳弹，在基本属于“不可能”的前提下，给一个老百姓造成了“轻微伤”），说小也确实不小（影响军民关系，而且因为要为老太太治病，给部队造成了额外支出）。关键在于，这件事完全可以避免，这事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为的“失误”造成的，所以王叔文和张丽华必然要被追究责任。
潘永恩之所以说到“得罪”人，是因为他要在报告中分析这件事的深层次“成因”。
潘永恩倒不是跟谁过不去，他就是这么一个认真的人。
按照我们工地管理处制定的全年军训计划，实弹射击训练的时间应该在11月下旬。那时落叶缤纷、草木凋零，靶场视界开阔，便于警戒。但是王叔文不知道脑袋中哪根筋搭错了，非要在这个莺飞草长的季节自行安排实弹打靶。
后来我才得知，原来这里有个匪夷所思的原因。
这些日子，管理处丁处长等人闲极无聊，勾搭上了县武装部北滩民兵训练基地的一个参谋，他们商量着找个天气晴朗的星期天，一起去那个训练基地所在的北滩打兔子。那里有枪有弹有草滩有兔子，据说玩起来的感觉跟过去皇帝“木兰秋狩”（应该是“春狩”）差不多，过瘾极了。王叔文不知怎么打听到了这件好事，便要跟丁处长“利益均沾”。丁处长不愿意带他去，损他说老王你的枪法太臭，是你打兔子呀还是兔子打你？老王被伤了自尊心，便决定要临阵磨枪“恶补”枪法，因此就以部分装备弹过期需要“销毁”为理由，提前安排了本次实弹射击训练。
过去连里打靶都是在靶场东部的那条大沟里（就是我跟潘忠厚“约会”，又跟施碧海“打架”的那条沟）。那里地形很好，易于警戒。而且靶标设在一堵山崖下面，由于周围全都是沟沿，且沟内土质松软，几乎没有发生“跳弹”的可能。但是对于要苦练枪法的王叔文来说，这个地方却不带“实战”的气息，也就是说不利于练习打兔子的技术。因为北滩是原野，没有山沟，那些可怜的兔子只能在开阔地上胡乱蹿。
当然王叔文不愿意在这个靶场打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从工地那边步行过来，要绕过那个山崖，多走至少三里路。懒散成性的王叔文不愿多走路，他说干嘛要上东面的山沟，这西面的漫坡一望无际，视野多开阔。就在这打吧。因此根据他的“指示”，头一天警一排打靶，就是在西坡打的，打了大半天，平安无事。
第二天张丽华组织话务排打靶。刚开始的时候王叔文没来。张丽华听说上次警一排就是在西坡打的，因此也将靶场选在了西坡。警一排在这里打没出事，自然也就没错误；话务排打的时候出事了，追根溯源，张丽华选择靶场不慎重、不科学，就算是“本案”中她犯的第一个错误。
她犯的第二个错误，是超出射击项目规定的标准，多打了子弹。当天话务排参加实弹射击共十九人，按照每人十发实弹的标准，应消耗实弹190发，即便留出十发子弹的余地，应消耗数也不应该超过200发。事后核实，话务排那天打靶实际耗弹428发，整整超了一倍还多。
话务排打的是过期的装备弹，多打一些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这个“没什么大不了”有个前提，是在没“出事”的情况下。出了事，这就是错误。张丽华的第二个错误是在实弹射击训练中，擅自违规超标准“耗弹”。
张丽华的第三个错误最严重，尽管把这错误全部归咎于她实在是有些冤枉。
昨天打靶时，全部人员打完，还余下200多发子弹。这个时候王叔文来了。他让打完靶的那些战士回工地，这样现场就只剩了六个人。这六人除了王叔文之外，还有张丽华、林和双，以及负责验靶和靶场警戒的三个女兵。
由此开始，王叔文就像当年的党代表洪常青一样，带着这几个“娘子军”跟虚幻中的敌人战斗起来了。他和那几个女兵轮流拿着这200多发子弹打着玩。据说光王叔文一个人，就打了七八十发子弹。击伤老太太的那个跳弹，应该就是在这玩的期间发生的。但具体是谁打的，已经无法查考。因为在打着玩的时候，这几个人往往连瞄准也不瞄准，就朝着靶子的方向瞎开枪。因此就经常会在开枪后听到“日———”一声啸叫，那就是跳弹了。
张丽华最严重的错误是：在实弹射击训练时，组织指挥不当，拿着训练当儿戏，拿着子弹打着玩。
这也因此导致连长王叔文犯了“继发性”错误。他对张丽华的胡闹不批评、不干涉、不制止，他甚至还参与进去，跟张丽华“同流合污”。
尽管在潘永恩的报告中没有提到“练枪法打兔子”的情节（那是传闻，王叔文完全可以矢口否认），但就以上错误事实，就足以够上处分张丽华和王叔文了。
得知全部真相后，我在震惊之余甚至都有些不解。我实在想不明白王叔文和张丽华这是怎么了，他俩简直是在不计后果地“胡闹”。
后来我意识到一个事实：我们工地自从张庆田政委调走后，对干部的管理失于松懈。尤其是那些机关干部，简直有点无法无天的感觉。因为这次事件归根到底，是源出于管理处的丁处长想偷着上外单位打兔子去。他不计划打兔子，王叔文也就不会跟着凑热闹，也就不会为了“练枪法”而提前组织打靶，当然也就不会发生这次跳弹事故了。
但是再一想这个逻辑好像也不大对。就算是王叔文瞎打胡闹，就算实弹射击时每一枪都跳了弹，按照正常情况，那跳弹也不可能伤人。因为这个靶场周围根本就是荒无人烟，连当地的小孩都知道靶场危险，放牛都不上那去。谁能想到在打靶中，会出现一个能自动寻找目标，找到目标以后还能不离不弃地飞行2700米（后来将数据查的很准确了：从射击点到老太太受伤的院子，实际距离是2715米），然后钻进花李氏老太太脖子里安家的幽灵跳弹呢？
百思不得其解之余，我最后找到了一个解释：天意。然后我竟然莫名其妙地想起了死于非命的贾师宪，吓得我心里一哆嗦。
我垫着复写纸替潘永恩写完那个报告，一式三份（主任、政委各一份，一份留底）装订好，时间已经四点半了。老潘歉然道：“谢谢你了陈干事。还是你的笔杆子厉害，让我自己弄的话，我非得弄到半夜不可，而且我也写不了这么好。”
我说：“副处长你跟我还这么客气干嘛，又不是外人。”
潘永恩说：“真的，你看这一个礼拜天你也没捞着休息。晚上到我家吃饭吧，让我老婆给你做点好吃的。”
潘永恩说起礼拜天我想起来了，今儿是我跟周启明说好通电话的日子。我谢绝了他的好意，匆匆往我的办公室走。
我跟周启明联系一般不写信，主要是打电话，都是我给他打。因为他要给我打，必须到邮电局去打长途（他们单位可以挂账打长途的电话只有一部，锁在局办公室里面）。我给他打，可以从军线辗转要到河西区武装部，武装部有通区革委会的专线，这样就能把电话要到他们民政局优抚科了。
我还没到我办公室的门口呢，就听到屋子里的电话一个劲地响。等我急急开门进去，那铃声却停了。
我以为是周启明等不及打过来了，赶紧拿起话筒问我们总机。总机上是马卫青值班，她说：“陈干事，刚才是吕英慧找你。我说你可能不在办公室，她不信，让要一下试试。你是不是才到办公室啊？”
我说：“就是，我刚才在管理处呢。吕英慧找我干嘛？”
“不知道，她好像挺急的。我再要一下问问吧。”马卫青没撤我的线，接着就要出987总机，问刚才接过来的电话是不是理疗科的，请他再给接一下。
很快，我听到电话那头吕英慧的声音。吕英慧也在总机上值过班，所以她先说了几句废话，确定987医院的总机和我们工地的总机都已经关了通话键（也就是他们都听不到我俩的通话了），这才急不可耐地问我：“周启明他爸的事情你听到消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