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过晚饭，我先去服务社买了一斤蛋糕（我们服务社的点心是老三样：饼干、桃酥和蛋糕。蛋糕是最高级的），然后哼着歌回到宿舍。进门不一会儿，马卫青就来了。一见有蛋糕吃，她两眼直放光，她以为我是专门给她买的呢，殊不知我是为了庆祝我公公的“第n次解放”。

吃着蛋糕我问她：“最近张丽华对你怎么样？”

她说：“还那样，半死不活、阴阳怪气的。我听你的话，我忍着就是。”

“对，你都忍了那么长时间了，不差这一时半会儿。”

我说的这话很耐人寻味。要是换成别人早就问了：是不是有什么消息啊，难道要调动她的工作？但是马卫青听我这样说，只是笑了一笑，继续吃蛋糕。

这就是我高看马卫青的地方。这个小女孩有点城府，很能沉得住气。我一直觉得，她的做人处事，很像三年前的陈子华。我决心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她在“政治上”不断进步。我不要求什么回报，我就是喜欢她而已。

我俩都是馋猫，一会功夫，那斤蛋糕就让我们消灭了。我问她：“还吃吗？”

她问：“你还有？”

我笑话她：“你还真实在。这样吧，我领你找个地方吃去。”我先问她：“你会使缝纫机吗？”

这话其实问的多余，我知道她不但会使，而且还能做些小的衣物。

她点头：“姐你要做什么东西啊？太复杂了我可能不行。”

我说：“我什么都不做。我带你去串个门。到了那以后，你不用多说话，你听我怎么说，你就附和我。明白了吗？”

她先点头：“明白。”然后才开始疑惑：“你带我上哪啊姐？”

我下山以后，就跟马卫青约定，以后在大面上，她该叫我什么叫我什么；私底下就我们俩的时候，我让她叫我叫姐（我比她大两个月）。我没有妹妹，她没有姐姐。我一直想有一个好妹妹，她一直想有一个好姐姐。

我拉她走到窗户边，朝着远处亮着灯的那个房子指了一下：“看到了吗？我带你到张政委家去一趟。”

“啊？”马卫青吃了一惊，“姐，我，我去不好吧。我从没去过。政委那么大的官儿……”

我说：“你自己去当然不好。但是我跟你一起去啊，去了你也不要主动讲话，他问你什么你答什么，不问的时候你就不吭声。你以后还得追求进步，起码得让他对你有个比较深刻的印象。”

马卫青看着我直眨眼，显然是有些明白了我的意思，我接着又说：“你别怕，也别紧张。杨政委这个人挺好的，尤其对咱们女兵，说话特别和气。再说，不是还有我吗，有什么事儿我随时给你兜着，你尽管放心，啊？”

马卫青点点头，同时把胸脯一挺：“嗯，我听姐的。”

我从橱子里拿出一个新窗帘，装进挎包，解释说：“政委家的窗帘坏了，让我帮他做个新的。我这才做好，咱俩一块儿给他送去。”

我再次确认政委家餐厅里确实关着灯之后，就和马卫青一起出了门。

从那次在他家吃饭以后，我仅仅去过他家两次，还都是因为公事，其中一次是跟协理员朱运穆一起去的。后来我发现，除了我们政治部的人之外，工地干部常去杨次山家的人并不多，当然常去马主任家的人也不多。这主要因为他们俩家紧挨着，去一家的时候，有可能会被另一家发现。这样一来，你要是去了马家或者杨家不去另一家不大好，但如果你去了一家紧接着去另一家也不大好。就因为这个“平衡”不好掌握，所以机关干部的原则是能不去就都不去，我搬到家属区以后，有一次在后勤小洋楼那里遇见了杨次山。闲聊一阵分别时他跟我说，你晚上没事可以去我家玩。我家经常有人去，有人的时候我就开着餐厅的灯。说到这里他就转身走了。

我当时没转过弯来，回到我的宿舍才想明白。杨次山说那段话的意思是，假如我有什么事情需要去他家谈，餐厅的电灯就是信号。只要餐厅开着灯，说明他家有人，反之就是没人。他知道从我住的地方观察他家很方便。

我和马卫青敲门进去的时候，杨次山正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首都报纸摘要”。见了我俩他很热情。我来的那几次都是不敬礼的，今天跟马卫青一起，自然不能失了礼数。我俩举手敬礼问好，他就挨个跟我俩握手，同时指着马卫青说：“你是小马，对吧，九班班长。”

马卫青不好意思地直点头：“是，政委。”

我掏出那个窗帘说：“政委，你让我帮你做的窗帘，我买好布了，不会做，这是马卫青帮着缝起来的。”

杨次山忙说：“很好很好，谢谢你们。我给你的钱够了吗？”

我说：“够了，正好。”我心里直笑，心想老杨你真能随机应变，我服了你了。

“老杨”并没有让我给他做窗帘，是我看到他客厅的那个窗帘太旧，而且大小也不合适，我就学着给领导送礼，我主动花钱给他买布做了一个窗帘。

我这样做真的不是为了“巴结”领导。我这是实心实意地感谢他对我的“照应”。陈子华不大懂这些，不过张思静比较懂，她当年（“当年”这词不妥，可要是说成“未来”似乎更不妥，就“当年”吧）还在上大一的时候，就能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积极主动地跟辅导员（女的）搞好关系。

我到了机关才听说，为了我当组织干事的事情，杨次山费了很多心机来对付马主任的反对，有一次甚至差点闹到跟马主任翻脸的地步。

按说组织干事是政工干部，按照不成文的规矩，这个职务的安排应该以杨次山的意见为主。但问题是原来张庆田政委在的时候，马豫就跟他达成了谅解：张庆田提名一个工地后勤部部长的人事安排，然后马豫提名一个组织干事的人事安排。但因为急于调走的金荣慧一直没有找到接收的地方，所以她这个“缺”就没能倒出来。等到能够倒出来的时候，政委换成了杨次山。

按说马豫和杨次山也可以好好商量，在其他人事安排上取得交换，达成妥协。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这次杨次山却异常顽固：调整别的人事安排都可以，可组织干事一职，他非要安排陈子华不可，没有任何的商量余地。

马豫反对我任职的主要理由是，陈子华在跟周启明谈恋爱，而周启明的父亲周金兴有“问题”。当组织干事有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政治上绝对可靠，因此让陈子华担任组织干事“不妥”。

杨次山早就考虑到这个问题了。他的理由有三，一是周金兴的问题尚无结论，属于“挂起来”的范畴。周金兴尽管已被免职，但仍保留级别，保留党籍，他还是“同志”；二是陈子华目前仅仅是在跟周启明谈恋爱，并没有跟他结婚，将来能不能结婚也是未知数，如果她以后跟周启明结婚了，按照规定不适合担任现职，可以再调动工作；第三是最主要的一点：那就是陈子华是军区后勤的“英模”，得到过军区后勤的表彰奖励以及军区首长的接见（只不过同时被“接见”的有一百多人），那个时候，陈子华就已经在跟周启明谈恋爱了，而且那时周金兴的问题比现在严重的多（当时他被限制外出并取消一切政治待遇）。军区后勤政治部对陈子华的那些“宽松”待遇，可以印证我们让陈子华担任组织干事也没问题。

马豫在私底下跟杨次山吵过几次，杨次山坚决不妥协。马豫权衡利弊，最后还是让步了。这样，我任职政治部的一个“后遗症”就是，马豫认定了我是杨次山的死党，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死党，是那种铁杆或者钢杆的死党之列。从那以后他见了我一直相当客气，不过我明白，这绝对不是好事。杨次山在一天，马豫就不敢怎么样我，但如果哪天杨次山调走了，我那日子也就没法过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杨次山在这件事情上，对我确实很够意思。更难得的是，他为我做这件事的时候，也没有“夹带”任何不可告人的私欲。这点我能看出来。因此我觉得特别过意不去，我一直都想着要感谢感谢他。想来想去，别的无以为报，我就很用心地给他做了这个窗帘。当然我也可以给他买些床上用品或者衣物（干部除军装外，其他衣物要自己买），不过那些东西太容易引发他的“绮念”，还是给他买窗帘最合适一些。

这窗帘是我找服务社的李姐帮助我做的，我之所以说成马卫青做的，是为了给引荐马卫青制造一个借口；而杨次山故意问我钱够不够，显然是考虑到这样我便于向马卫青解释这窗帘的来历。我俩之间的默契，真是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马卫青和我一起挂好窗帘后，杨次山连连称赞说做工细致，花色素雅，不错不错真不错。我心想，当然不错了，花了我月工资的四分之一呢！

杨次山招呼我俩坐下，他拿出奶糖、果脯、糕点给我们吃。马卫青不敢动，我就给了她抓了一大把，并亲自做了示范，她才吃起来。然后杨次山就问马卫青一些连队的情况和她个人的情况，问完又问我今天去调查跳弹伤人的情况。这些都问完了，我就拉着马卫青起身告辞。

马卫青对于我突然带他拜访杨次山，很有些疑惑不解，不过她知趣地没有多问，我也没跟她多说。因为我的计划目前还处在酝酿阶段，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成功之前，过早地告诉她没有好处。